至我们应该离开河内前，中国对于苏联的建议依然缄默不语。这使一向沉稳的柯西金不免感到懊恼。

    他向我提问，同时征求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和越南领导人的意见，他该如何做才能使中国领导人同意我们的建议。

    但最终无论是我们苏联人，还是越南人，当时都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与中国领导人促成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在河内等待太长时间。代表团起程回国时，柯西金指示将他的专机从河内飞到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然后飞经北京到莫斯科。我们的飞机又沿着南方航线返回，飞越印度上空到中亚。

    就在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塔什干机场时，我们获悉中国领导人终于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晤。

    于是，到塔什干机场后，我们稍事休息，当天柯西金决定飞到伊尔库茨克过夜，然后第二天早晨从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

    应该说，政治与地理之间似乎不存在着什么逻辑上的联系。苏联的政治路线与苏联代表团的日程航线也涉及不到更多的依赖关系。也许是天遂人愿，也许是柯西金深谋远虑、胸有成竹，他决定在河内等待的时间和专机绕道飞行的航程，终于等来了中国领导人的答复和决定。

    高层领导人相互中断交往五年之后，终于促成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

    按照中国方面的安排，这次总理会晤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

    按照外交惯例，中方提出这样的会晤地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柯西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成见，因为毕竟有了这样的会晤交谈的机会。他认为，会晤的时间和机会才是重要的，地点设在哪里倒是次要的。

    会谈一开始，柯西金向周恩来表明了来意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从两国人民的利益高度出发，苏联共产党认为，现在必须尽力尽快改善两国两党之间存在的不友好的关系，促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他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准备同中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从而逐步恢复苏中两国友好和两党团结的局面。

    周恩来认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提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以互不侵犯为原则，为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和苏联的边境走向划定的问题。他指出，在苏联和中国各自出版的地图上，两国边境的划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存在着双方都有争议的边境地段。说到这里，他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国地图不同的边境划分，并指给柯西金看。

    他很严肃地指出，在中国地图上边境线很少延伸到对方的领土深处，而在苏联地图上却常有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境内一侧之处。这便导致了双方的军事行动，当然给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大的阻力。

    柯西金很专注地听了周恩来陈述的观点。他表示不否定在两国各自的地图上苏中两国边境存在着有争议的地段划分问题，但他认为这些具体问题可以通过专家来研究边境的争议地段，并定期举行专门的会议来协商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目前首先应该解决如何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但是，周恩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问题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度。他指出，两国边境的划分有争议，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过去的不平等的边境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必须以平等和公正的态度来确定划分两国的边境线走向。周恩来对柯西金说道：“既然在事关两国边境边防问题上的是非分歧严重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又何谈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恩来慷慨陈词，他很严肃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也就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这使柯西金感到为难。他无法说服周恩来接受苏联领导的建议，即先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逐步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和政治观点问题上的分歧。两国总理的谈判最终又陷入了僵局，因为柯西金建议的仅仅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所以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形成由双方签署的正式文件。柯西金似乎感到有点遗憾，他也许没有预料到与周恩来的会晤和谈判是这样一个结果，但他觉得毕竟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