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01版)
谁惹了谁？
3月1日，郭定平之死在网上出现第二个版本：
“复旦大学教授郭定平在车内离奇死亡，车身外有被砖头之类砸打痕迹，身边有一盒‘补心口服液’，警方已介入调查，调查结果系自杀。”
简短有力，却不乏戏剧性。这次，“自杀”消息直接被冠以上海媒体的口吻发出，几欲乱真。
“我的同事，还有我女儿一看到这些就知道是假的。”郭有些恼怒，但保持了克制。
不过没看到有分量的辟谣，一些不明真相的复旦学子开始缅怀起这位被戏称为“GDP”的老师，称他为人和善，对留日期间的导师非常尊重，近似鲁迅之于藤野先生，最近还为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担忧，斯人已去委实可惜。有老复旦人则直接看穿了原帖中的漏洞，认为在复旦大学跳楼的人很少会去行政楼，至少也是选择在文科楼，这不合传统，编造的痕迹有些明显，继而有人联想到历年来的自杀大合集，这些情节无非是其节选，十有八九属子虚乌有。
再回看郭在凤凰卫视连线时的情景。
2月23日，郭正襟危坐，当主持人向他征询对孙海英夫妇申请欲将户籍迁往钓鱼岛一事的看法时，他先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接着说：“我个人认为在中日有争议的岛屿上，迁入中国公民的户籍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像这种迁入可能会导致新的麻烦，而且为未来中日谈判钓鱼岛问题会设置新的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奉劝我们国人，我们的中国公民，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有过激的行为，我也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支持、鼓励和放纵这种行为。”
“他是很理性地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复旦大学一宣传部门的人员事后在微博上感慨：“我们的大部分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很顶真。面对圈套和陷阱，往往很认真地扮演了反面角色，不肯流俗地逞口舌之快或哗众取宠。面对已高度娱乐化的媒体，你不娱人，人便娱你。”
节目一经播出，曾被某网站票选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的孙锡良就忍无可忍，“想不说几句是不行的”，随即在2月26日发出长文《郭定平折射出复旦和中国学界的局部问题》，直接批评说：“正如郭教授批评孙海英有言论自由但不能给国家增加麻烦的逻辑一样，我也认为，郭定平有在电视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你真的不要给复旦和中国学界丢脸，真的不要让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蒙羞。”
郭迅速背负了各种骂名，并在浩浩荡荡的网络审判之后，接连遭遇两次“被自杀”。
“不会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海英也没想到自己发出的一条微博能招来一场血雨腥风，搅动整个网络不得安宁。“再说这迁户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孙海英说，虽然他还是认为，“就你们(日本人)能迁，我们不能迁，凭什么呀？”
自然，孙海英也未曾在这场闹剧中说出“为郭向主祷告”这样意味深长的台词。
“都是假的。”郭说他欢迎批评，只要是冷静的学术讨论。一直以来，他认为中日之间要维护战略互惠的关系，但并不曾在自己书中提到为了中日友好，可以将钓鱼岛归日本所有。
郭实在很忙，他没有精力为这些口水劳神，不过在面对台下的学生轻松讲完开场白后，“复活”的他突然觉得这事儿也有些意思，“很值得研究一下”。
学者的“屁股”该往哪坐
放在往常，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郭碰到过的人身攻击多了，“有些攻击污蔑谩骂批评，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似乎是这个领域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便是纯学术研究，但碰触到一些敏感话题时，很容易刺激起一些人的强烈情绪。
有学生觉得郭很冤，“这次被激动的网上愤青们扣错帽子了。”还有学生则一板一眼地去分析网民为何如此愤怒，非要“戮之而后快”。
网友“sickles”说郭的观点并无甚不妥，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便最后被演变成了“主张中国将钓鱼岛送给日本”依然不是大众愤怒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从去年9月份中国渔船被日本扣押以来，大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酝酿，但却没有发泄的出口，郭很偶然地被充当了替罪羊。
知名学者吴稼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比如近来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就触动了一些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敏感神经，进而以郭的言论作为发泄口。他认为领土问题等国际战略考量是个艰难和困难的领域，国际战略需要有连续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吴稼祥认为“郭定平事件”中掺杂了爱国主义的情绪，“每个中国人对发达国家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去得了那些国家的就爱，去不了的就恨，爱国主义中大部分是去不了的。”对于这些人，他认为他们不接受非情感的立场，没有中性立场，非爱即恨，没有选择，“既然从郭教授的言语中看不出他恨日本，那他就是爱日本，他们就要恨他。”
这种“极端的情绪”被他看做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倾向于怀念过去，怀念朝贡体系下的传统中国，而其中的愤青则是“那些已经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和正在或将要被边缘化的人”，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寄生体，于是往往就选择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
郭定平最终选择了报警。不过，关于他“自杀”的消息仍然像他不停息的生活一样在网络里疯传。
这场“血腥的娱乐”在掀起高潮后会稍歇，之后或许再进入下一个循环。
“投票的公民多了，网络愤青也就少了。”吴稼祥如此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