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海

    齐鲁晚报：最近一段时间，比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发生以后，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像钓鱼岛问题，再次触动了国内不少人的情绪，对此您如何看待？

    郭定平：这首先得从中日两国现在的发展格局来看。尽管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但日本的经济总量庞大，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科技，还有我特别想要强调的，它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依然非常明显，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优势。

    现在，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同时并存的局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兵戎相见肯定是我们不愿见到的，两强相争两败俱伤。那么，我们只有选择竞争与合作的道路，而这就是我所说的迎接中日强强竞合的新时代。

    齐鲁晚报：提出“强强竞合”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哪里？

    郭定平：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背景，我们就要小心地处理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仅有钓鱼岛等历史问题，还有经济摩擦问题，有相互间的民众感情不友善的问题，也有军事上的不信任、政治上的不信任，甚至相互猜忌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们要综合地、理性地、科学地看待中日之间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把握住中日关系的大局，即我们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就是中日关系的大局。

    “钓鱼岛问题不宜大力刺激”

    齐鲁晚报：中日关系的大局得到认可，但仍有不少不利因素。

    郭定平：是的，目前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面临一系列冲击，需要特别注意。其一，比如有来自美国的唆使和挑衅，因为美国要维护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他拉拢日本，甚至威胁利用日本。所以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面临很多因素，其中美国就很关键。

    其二，同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崛起让两国的综合国力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日本过去是有优势的，且长期对中国有优越感，所以日本国民、日本领导人对此表现得非常敏感，甚至有时神经紧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能刺激日本国民，使其进一步向民族主义的、对华敌视的方向发展。

    其三，日本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日本国内政治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感觉，所以他们对民意，对民众脆弱的神经保持高度敏感，因而在对华问题上、对韩问题上以及对俄罗斯问题上，一直非常高调。

    齐鲁晚报：那中国应该怎么做？

    郭定平：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像对钓鱼岛这样的历史问题，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冷静的思考，更成熟的战略，不宜草率从事，不宜大力刺激。

    齐鲁晚报：那如何处理中日之间的矛盾摩擦？

    郭定平：中日之间的矛盾摩擦肯定还有，毕竟2000多年了，存在那么多问题，短期内能一下子解决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如何在发展中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把那些问题控制在比较低的层次，比较小的范围。

    “民族情绪也会被政治利用”

    齐鲁晚报：你如何看待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郭定平：不支持，不赞成，坚决反对。但是作为情绪，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需要日本的媒体、日本学者、日本政府正确引导，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强行控制，因此就需要有效去引导。这也需要我们中日之间的交流，政府间的交流，学界的交流，民众的交流，这种

    交流增加了有效了，就会把日本的这种民间情绪、民间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所以，这个问题从始发来说在日本方面，但是做工作是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齐鲁晚报：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也被政治利用？

    郭定平：是的。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家为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就会制造一些事端。有些时候他们不敢碰触这些敏感的神经，因为如果在谈判或表态中稍有不慎，他的支持率就会下降。

    齐鲁晚报：你如何看待一些在中日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倾向？

    郭定平：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倾向，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去引导。

    齐鲁晚报：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学者，您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郭定平：加强对日本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日本，对日本的状况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做讲演、写文章、出版书籍，使更多的人对日本、对日本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推动中日之间各层次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