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邓亚军经常这么告诉自己，“谁也不应该拿道德的标准去要求一项技术。”但实际上，这种看似“错位”的要求，从她接待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时就已经体会到了。

    2003年10月底，位于顺义空港科技园区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迎来了获准向社会提供亲子鉴定服务后的第一个委托人——那是一位女士，30岁出头的样子，留着短发，穿着一件浅蓝色套头毛衣，深色西裤，一双当时很流行的半跟高跟鞋，看上去非常干练。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40多岁，比她大不少，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头发有点乱，很木讷的样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女士后面。

    那天接待的正是邓亚军，她本想在窗明几净的接案室接待两人，没想到那女士看了一眼，小声说：“这里有点亮。”于是三个人又去了一个有沙发的接待室。这次女士没有再说什么，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水，问：“这亲子鉴定……测得准吗？”

    邓亚军解释说：“孩子的DNA一半遗传自父亲，一半遗传自母亲，孩子不可能带有父母没有的DNA，这是遗传的基本规律。只要样本合格，就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孩子与大人之间是否具有亲缘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能比这个更准确。”

    那女士点点头，又问：“那还没出生的胎儿能不能做？”

    她这么一说，邓亚军才注意到对方的手一直抚在自己的小腹上，“怀孕多长时间了？”

    她说：“刚两个多月。”但是神色间并没有即将当母亲的欢愉。邓亚军一愣，对于亲子鉴定来说，采集才两个多月大的胎儿样本难度非常大，而且能否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邓亚军问对方：“能不能等孩子再大点，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再来？这样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鉴定结果也会更加准确。”

    女士很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只能现在做，我必须尽快知道孩子是谁的。”女士看看邓亚军，大概是没从她脸上看出什么特别的表情，才慢慢说：“我想知道，孩子是我丈夫的，还是……我朋友的。”

    邓亚军还是很平静。那女士继续说：“我不是北京人，这次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找了个出差的机会来北京。其实我跟丈夫感情很好，我们结婚已经七八年了。刚结婚那两年，因为忙工作，怀过两次孕最后都没要。后来想要的时候，却怎么都怀不上了。”

    那女士告诉邓亚军，为了要孩子，夫妻俩到处看医生，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药，折腾了好几年，还是没能怀上。尽管如此，丈夫和公婆对她还是很好。

    邓亚军听着有些奇怪，既然这样，她怎么还会跟其他的男人有瓜葛？

    女士看出了邓亚军的疑惑，叹了口气，说：“因为一直没孩子，我只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在外地一待就是一两个星期，丈夫不在身边，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时间长了难免觉得寂寞，后来……就有了我的那个朋友。”

    这个朋友，也就是女士的情人，其实就是她的生意搭档，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两个多月前，这女士照例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当时医生告诉她，这个月她的身体条件可能还是无法适孕。因为此前有过身体具备适孕条件，但最终还是没能怀上的情况，所以她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在做完身体检查的当晚，她与丈夫同房。第二天出差，又与情人同房。

    让人完全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