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儿是一个山庄，历史悠久的山庄，她有过贫穷，也有过同全国各地无数个村庄共有的命运沉浮和悲欢离合。

    陈夫龙  初中时一沈姓代数老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做了我曾就读过的乡中学校长。沈校长有一句话很经典，即“在咱这个教师队伍中，有城里的，有农村的，还有山庄的”。

    其实，在我们鲁南老家，山庄也是农村，不过是特别穷的农村，是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的农村，和现在的一些“山庄”不同，更和武侠小说所描述的“山庄”相异。因为是山庄，所以也被同是农村的人看不起，好姑娘是不愿意嫁到山庄去的。沈校长在校会上的这句话究竟何意？幽默乎？歧视乎？似乎明朗，又似乎费解。不过当时听后，直想捧腹。

    我的老家就是一个两面山、两面平原、一角丘陵的村落，因为有山，也被外村人称为山庄。不过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我们村儿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东是桃花山，听老年人说过桃花仙子的故事，山上埋着美丽的桃花仙。南是系列山，按照方位分别有东郎山、当(我们当地的方言，是“中间”的意思)郎山和西郎山。西郎山的西南角有一个三山环抱的大水库，一年四季水如明镜，水沿着大坝的罅隙汩汩北流，穿过我们村儿西，滋润着沿河周边的村庄，向北注入蟠龙河，最终流进美丽的微山湖。我们村儿边的西南有一座小山，叫作庙山，以前松柏密布，走进松林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但在大炼钢铁的年代惨遭肆意砍伐，现在山上的树木仍稀稀拉拉的。村子的西南有一片丘陵，西面和北面、东北处都是平原，记得小时候在南面或东面的山上牧羊的时候，放眼北眺或西望，有时绿油油，有时黄灿灿，总有一种或成长或收获的感觉鼓噪着幼小的心灵。这就是我们村儿的自然景观。没有壮丽，也没有细腻，只有纯朴的乡土滋养着一方善良朴素的农家人。

    长大后，我总喜欢思考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的历史上有没有过名人。听一个本家老爷爷说，我们祖上出过经略和县令，但人家大都出人头地后客居他乡了，再没有回来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知道，翻过我们村儿南面的山就是当今“万亩石榴园”西部的一处景点“石屋山泉”，是明朝大官贾三近生活和读书的地方。他出生的村子叫贾泉，因半山腰钻出一眼无论四季干旱与否都会清水长流的泉而得名。他的父亲贾梦龙娶了当地我们陈姓的一家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贾三近的母亲)，从而入赘于此。他们父子是我们老家的名人，《峄县志》上都有记载。还是听这个本家老爷爷说，乾隆年间，我们家族有个奇人，手指甲特别长，而且坚硬，能用手指甲剥杀活羊，闻名遐迩，被宫里召为御厨。

    另一个本家老爷爷说，当年临城发生民国大劫案的时候，抱犊崮的“马子”(我们老家的方言，即土匪)押着劫持的洋人从我们村儿西南的横山口、大马寨一带经过，这位老爷爷的爷爷当时在那一带打柴，救了一个逃出来的洋人，并把他带到家里保护起来。管了好几天饭后，为这个洋人凑

    足盘缠和干粮，并亲自把他送到离我们村儿北十二里地的邹坞火车站(该站东可到枣庄，西可达临城，就是现在的薛城，是沟通枣薛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要站，也是后来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之一)。这个洋人临走前曾掏出一块金表赠送给那位侠义老人，但老人家没有要，只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旧社会动乱年代，我们这里出过闹革命的地方名人，邻村的朱道南就是杰出代表，他就学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根据他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编剧的《大浪淘沙》就是以我们周边几个村子以及峄县一带的革命活动为背景材料的。朱道南的好友刘景镇是我们村儿桂香老爷的妻弟，刘景镇和刘钢父子是名震鲁南的抗日英雄，当年桂香老爷也是使双枪的好汉，我爷爷小时候和他儿子是好朋友，一起跟着桂香老爷干过劫富济贫的大事儿。当年铁道游击队在刘景镇所在的小屯村(位于我们村东，桃花山东北处)拉练过，也是重要的联络点，小说《铁道游击队》里老周的原型就是刘景镇的堂弟刘景松，他是刘洪和王强的原型的革命引路人。听说闹鬼子的时候，我们村儿庙山上的和尚被赶走，山上的庙里住上了一小队东洋人。一个邻居爷爷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看见日本鬼子端着枪往南面的山上追赶八路。我们村儿过去的事儿很多很多，多得说不完，流水账也无法列尽。所有这些，无不为我们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儿增添了许多人文底蕴。改革开放后，我们村儿一年比一年好，文明了，富裕了，乐开了。以前是天天盼过年，现在是天天在过年。每年总会考几个甚至十几个重点高中或大学，硕士和博士也从这个昔日的山庄走向全国的各个地方。

    我们村儿是一个山庄，历史悠久的山庄，她有过贫穷，也有过同全国各地无数个村庄共有的命运沉浮和悲欢离合。但因生活着一代代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勤俭持家、自立自强的优秀儿女，而不断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山窝走向世界。所以，我自豪。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时时想起那个朴素的山庄和让我留恋的亲人。

    这就是我们村———枣庄市薛城区张范镇上辛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