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古语说,人挪活,树挪死。现在科技发达了,大树能够带冠移植,也就颠覆了古人的断言。有了这项技术,移栽一些大树,立刻造就景观成了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不为这些举措喝彩。而天桥区将移植3000棵带冠的大树落户13条新路两旁,是此城的一件幸事。
然而树可以移来也可以移去,市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来的树都很好,为什么要移换新树?无论从移植费用还是树的成活风险来看,都不划算,移树造景在指导思想上已不是简单的绿化行为,而是在决定着那些已经落户的行道树的命运,让人时刻为那些树,和那些树背后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忧心!
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树才是永久的“居民”。市民喜欢树,喜欢百年大树,是对生命的景仰。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总要为世界留下些鲜活的东西,树是最好的纪念。而如果从政绩观上看,则另有诠释: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打上自己的烙印。于是不惜否定旧有的,树立时新的,在植树的问题上就不惜剥夺树的生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来被喻为美德。如果换成后人可以随便伐旧植新,这种美德也就消失殆尽了。这大概就是树木庇荫的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