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向西虽自小农村长大，但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农民痕迹，胖脸粉红，指如嫩葱，每日西服革履的。十八岁那年，给自己封了个司令，不过位置坐得不长久。他写了不少检讨，想东山再起，但没人理会，只好养鸟捉鱼打发时光。也是歪打正着，到了“文革”后期，县里组建革委会搞“三结合”，被牛向西“文斗”过的老干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一上任就派人打听牛向西的下落，举荐为自己分管的宣传组组长。“文革”后，牛向西一路攀升，三两年就是一个台阶，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副市长、副书记。

    工作调动了，家也理所当然地随着迁徙。俗语说“穷搬家，富挪坟”，可这句话只适合老百姓，不适用当官的。牛向西的家越搬越大、越搬越好、越搬越洋，从平房搬到楼房，从平层搬到跃层，从一百多平米一直搬到二百多平米。每搬一次家，少不了忙前跑后的、送钱送物的，搬了六次家，家具换了六回，一次比一次高档，牛向西没操心费力坐享其成，还落个“工作狂”的美称。

    这一次搬家与往常有点不同，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而是从一个搞房地产的“铁哥儿们”那儿买了套别墅。没办法，搬家只好在保密情况下进行。但这事儿不像送钱那样悄无声息，喜讯还是不胫而走，当然仅限于极小范围。是否为牛向西或其家人有意所为，就不得而知了。

    田造文是全局消息灵通人士，当然，主要取决他所处的位置。有了思凤和肖竹菊那头关系，自然也把田造文和二舀给拉近了，况且两人又都搞文字出身，因此同其他人比共同语言多些。二舀上班不久，田造文一家三口邀二舀家吃了一回饭，思凤感到有些被动，想次日回请，被二舀数落一通，说人家送你个地瓜，就马上还人个土豆，表面扯平了，实际上交情弄淡了。这么一说，启发了思凤思路，说有了，还有二十天是肖竹菊宝贝丫头八岁生日，咱们给他家请出来，再买个小礼物。

    回家吃饭时，二舀把牛向西搬家的事儿说了，又感叹道，不怪老百姓给领导干部编的民谣都一套套的，你看牛局刚搬的家，这又要搬了，而且是闹中取静的富仁别墅，真是腐败透顶。思凤说，人家搬家咱可别眼气，那是人家的造化，再说文件上也没规定领导干部搬家次数，也没说不许住别墅呀！二舀揶揄思凤，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工业局几个牛局？就一个嘛！我看你才是眼气呢。说了半天，净扯些没边没沿的事儿，咱怕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凭我老公的才能，面包会有的，别墅嘛，也是迟早的事儿。思凤边说边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二舀碗里，说自己倒有个想法，这可是个极好的表现机会。

    “人家搬家，对咱来说啥机会不机会的？”思凤白了二舀一眼，“你李二舀能到工业局，虽有自己努力，但没牛局拍板儿，你今天也臭美不了。就冲这个，咱也得表示一下，起码叫人知道咱也懂知恩图报，况且，我们今后的路更长，还想要更大的发展。”

    二舀把红烧肉上残留的一根猪毛吐掉，“你说的是在理，不过一看牛向西虚头巴脑、装模作样的德性，我就觉得恶心可笑。”

    “你是中了金庸小说的毒，总想扮演主持正义、疾恶如仇的大侠。好好掐掐自己大腿，这是市场经济的国度，讲究人情的中国。我看这事儿就那么定了。”说着，数了五百元钱揣给二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