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然而，督促她练琴却常常令我们母女俩像丛林中的老虎和野猪般“血战一场”。

    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孩子作比较，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在我父亲看来，我们家的“龙夫人”———我的祖母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对我异乎寻常的宠爱，大大超过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会上，她会指着某个兄弟姐妹，说：“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们美儿，鼻梁又高又挺，美儿才像我们蔡家的后代。你呀，一定是继承了你妈那一族血脉，长得像只猴子。”

    不可否认，我祖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中国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药店，店主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他说：“我女儿可聪明了，唯一的麻烦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儿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儿那么机灵。”

    还有一次，在网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我的朋友凯瑟琳与一位来看女儿比赛的中国母亲闲聊起来。这位中国母亲告诉凯瑟琳，她女儿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她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我这个闺女柔弱无能，”她说，并摇了摇头，“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学，比她可强多了。”

    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爱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还是想强调两点。

    首先，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我们都能找到父母对孩子的偏爱。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比较都是有害的。杰德一直在批评我对索菲娅和露露的比较。正因为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课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见自己的新老师之前，我对她说：“露露，你已经6岁了。索菲娅在7岁半的时候，就赢得了音乐学校表演奖，我认为你的获奖时间甚至会更早。”

    每个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社区音乐学校，紧张得就像你在20种乐器的伴奏声中全力以赴。露露不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课，还要在课后和老师一起直奔另一个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钢琴合班讲授的铃木教学课。回家以后，尽管上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给露露增加课后练习—绝不会让她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个星期的课！

    到了晚上，疲劳的露露已进入梦乡，我还会在灯下阅读有关小提琴的专业文章，听艾萨克·斯特恩、伊扎克·帕尔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的CD，努力地去体会他们精湛的技艺，捕捉那些在琴弦中跃动的音符和那些抑扬顿挫的小精灵。

    我承认，这样的日程表的确过于紧张，但我总感觉在与时间赛跑。我对孩子比较极端的教养方式有一个可爱的副产品，那就是索菲娅和露露的关系非常亲近：因为她们得团结起来，手挽手地对抗专横而狂热的妈妈。

    “她真是神经错乱！”我听到她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着乐。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样脆弱。我常常对女孩们说：“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为你们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

    穿上合体的长裙，两个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钢琴一块儿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调奏鸣曲。在我看来，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们的年龄—音乐在小提琴和钢琴来来回回的变换中显得不是那么默契，听着很像两种乐器间的窃窃私语。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美中不足，两个女孩的表演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