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廖雯颖

    6月26日晚上，余静接到一个电话，她前不久采访过的94岁老红军蒲文清，因为心脏病猝发去世了。

    余静最后一次见到蒲文清，是在5天前，她所在的央视摄制组将刚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永远的红军》影像素材移交给解放军档案馆永久保存的发布会上。余静是这个摄制组的制片主任，蒲文清老人是出席发布会的6名受访老红军代表之一。

    这是余静在半年内第三次遭遇她采访过的老红军去世了。为了拍摄《永远的红军》，这个央视军事频道的摄制组耗时15个月，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150位老红军。

    “摄制组在上海采访的10位老红军现在只剩下一半了。”她说，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在以看得见的速度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健在的老红军有2000人左右，通过余静他们一年多时间的寻访，最终能接受采访的“也就一两百人”，并且“身体大都不好了”。

    在受访老红军中，年龄最小的86岁，“当年参军时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105岁，“100岁以上的有17位”。这些人里，有宣传员、卫生员、机要员、司号员、译电员……因为大多数都是普通红军战士，他们过去很少被人关注。

    “每年到七一，都会做类似的节目，但大多做十大元帅、开国元勋这些大人物。我们这部片子定位是小人物、小视角，采访的都是当年最普通的红军战士，讲述大历史里的小故事。”

    蒲文清当年就是红四方面军医院里的一名看护。1932年，父母双亡被迫当童养媳的蒲文清逃出四川，加入红军队伍。1955年，当时在交通部工作的蒲文清响应国家机构精简号召，37岁就提前退休。退休后在北京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一干就是23年。

    余静一组人采访了蒲文清三次，2011年正月初七，穿着红棉袄的老人踩着皑皑积雪，带着摄影师穿行她几十年来管理过的两条胡同，和邻里们打招呼。

    老人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人斑，可当她谈起当年参军的往事时，脸上的皱纹都“绽放出了光彩”。

    三次采访，蒲文清讲的都是一些小事，甚至是“一条毛巾应该怎样拧出水分来”。但如果没有人提起，这些琐碎的细节也许早已消逝在时间里。

    “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当年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余静说，有一位老红军当年是司号员，她去采访时，对方想不通自己一个吹号的有啥可采访的。“其实他很有意义，勇闯大渡河时，他就在河边，大家是听着他吹的军号冲过去的。”

    余静认为，并非老人们不愿意倾诉，只是现在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听这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时代隔得太久远，年轻一代没有了感觉———此前那些电影和教科书里的红军故事，从来都是“高大全”，看起来更像是遥远的传说。

    余静提起一个湖北老红军周忠甲，是她采访过的老红军中唯一会上网的，热爱偷菜，会聊QQ，“特别幽默”，即使战争让他左眼失明，只剩一只眼睛，也不影响老人的玩兴。

    “有一回老爷子病重，感觉自己可能撑不过去了，于是在病床上告诉儿子：‘你知道吗，你老子很厉害的，以前当过战斗英雄’。”余静说。

    那场战役，死伤惨烈，周忠甲表现英勇，却拒绝了颁发给他的战斗英雄奖章，他觉得如果自己接受了，死去的战友算什么？“这件事这么多年他都没提过，连最亲的人都不知道。”

    《永远的红军》摄制组有规定，每位老人采访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担心他们说起过去情绪太激动，影响身体。”但沉浸在往事中的老人往往半小时打不住，“最长的一位讲了三个小时。”

    一位叫阳震的老红军说过的“最幸福的事”，让余静印象深刻。阳震说，当年长征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可以抓着马尾巴，边走边睡觉，“啥都不用想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幸福的。“老人说到这儿，脸上还露出特幸福的表情。”

    阳震对于幸福的感悟让70后的余静有些难以理解，她也说不上来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些细节打动了她，但现在她再看到“红军”两个字，就觉得“特别亲切”，对于红军“坚强勇敢”品质的理解，“也不是以前那个层面了。”

    “这是一批特别可爱的老人。”该纪录片制片人翟树杰说，“红军时期特别简单淳朴，就是推翻不平的天下，让受苦人都有饭吃。这是一支特别年轻的队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走到今天不容易，经历起起落落，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翟树杰说，这批十几岁参军的老红军虽然都已暮年，却并不悲观消沉，“自信乐观”、“淡定”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总觉得自己为国家做得太少，所以一直在做贡献。”

    余静告诉记者，老红军们的待遇参差不齐，有的在部队上级别高，生活比较优越，也有当年没有走到最后的红军失散人员，后来归地方管理，生活相对艰苦一些。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

    余静采访的北京军区一位老红军杨德千，每个月的津贴一万多，但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却少得不能再少，他把钱都捐给了希望小学。

    当摄制组走进杨德千老人独居的房子时，感觉很心酸，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是一台29寸的大彩电，其他值钱的都让老人送出去了。锅里是自家种的青菜，加一点玉米面，兑上老醋，老家在山西的杨德千吃得很香。

    96岁的杨德千老人住过三次院，为了治疗严重的细胞病变，要抽骨髓治疗。杨德千说，抽吧，能治好当然好，如果治不好，他愿意当一个实验，做点最后的贡献。

    “过去的人很穷，但骨头很硬，他们身上有我们缺失的精神信仰。”翟树杰说，他希望通过挖掘老红军的故事，把红军的精神留给后人。

    《永远的红军》一共30集，其中一集是讲述蒲文清的故事，叫《胡同里的红军奶奶》。“可惜老人看不到了。”余静不敢想，十年后还能有多少老红军在世，迟暮的生命变化太快，逝去太容易。蒲文清的离开越发让她感到任务紧迫，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作。

    为了不应被忘却的历史，为了追寻当下的缺失，“我们必须尽快去做，一天都不能等。”余静掏出手机，又看了一遍蒲文清女儿发来的短信：“……愿我伟大的红军妈妈安息。”她喃喃念着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