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西湖边‘看海’”、“到武大操场游泳”、“到成都也能看海”等字眼，成为网民调侃的灰色幽默。

    城市“逢雨必涝”的背后，虽是极端天气作祟，但更多的是与城市开发建设中的防汛排涝跟不上以及盲目扩张不无关系。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换句话说，城市的地下世界是城市文明的另一面。我们以北京6·23暴雨为例，来剖析“逢雨必涝”这一循环往复的怪圈。

    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晚7时，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

    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众多境外媒体的重要位置。BBC、《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均推出“水漫京城”的图集；路透社推出题为“大水将北京变为池沼”的报道；德国新闻电视台更是使用了“大水吞噬北京”的标题。

    抗百年一遇洪水，排水管道得建一个房子那么宽

    令人们苦不堪言的暴雨之夜过后，这座城市的排水系统成为众矢之的。

    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这个标准解释起来就是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原主任工程师段昌和指出，北京市东、西护城河、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中心的排水系统标准为10年一遇，前三门大街等区域为5年一遇，城市主干路、环路、高速路等标准为3年一遇。

    可是，当遇到6月23日那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时，这样的排水标准无力承受了。“百年一遇的管道估计得建一个房子那么宽，马路下面也装不下。”段昌和比喻道。

    这样的反思并非第一次发生。2004年7月10日，一场降水量约为40毫米的暴雨袭击了北京。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描写道：“雨水灌进了地铁站，阻塞了地下通道，淹掉了地下商场……十多座立交桥下的积水超过两米，小汽车被没顶、公共汽车一半泡在水里、交警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交通。那场景，让人觉得恍然进入了科幻片中的世界末日。”

    但在时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看来，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话”。

    北京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指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留下来的“老古董”，老旧的管网“只能是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毕竟，北京已经没有修建巴黎地下运河般宏大地下排水系统的机会了。

    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看来，“不能怪地下管网不够粗，多粗的管网都无法消化这种暴雨。”将“城市洪水”归咎于排水管网，这说明城市的规划者们“抓错了问题的关键”。

    他在自家的阳台上，用锂板和钢板搭建了一个储水箱。6月23日，这个储水箱为家里储到了一个星期的浇花用水。“从屋顶、阳台开始，每一滴水都应该就地留下来，而不是被白白地浪费掉。”

    在世界范围内，储存雨水绝对不是一个小课题。美国纽约市的排水标准基本维持在5年一遇的规模，但这个城市动用了市民的力量参与排涝，今年4月，纽约市环保局向布鲁克林区、皇后区等地的市民，免费发放了1000多个居民家用的雨水收集储存罐。它不仅可以减少雨水进入下水道，还可以成为居民浇花的利用水源。

    暴雨当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向立云也被堵在了毫无尽头的车队长龙中。他知道，并非只有北京在面对“城市洪水”的难题。今年夏季，暴雨袭击武汉，江城变为一片汪洋。广州连日暴雨，水漫街头。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向立云说，“排水能力可以提高，但经济成本并不合算。相反，如果能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就有蓄洪的意识，城市暴雨后的问题更容易被解决。”

    暴雨那一个夜晚，浪费了多少宝贵雨水

    就在暴雨后的第二天，俞孔坚开车经过清河和玉泉河，与他预料的一样，这两条河仍然缺水。城市过分依赖人工排洪系统，河流已经不能帮助发挥效果，自然的调节能力已经丧失了。

    如果这些雨水没有顺着蜿蜒的排水管道奔向河流，它们还可以流进占北京市总面积50%的绿地。

    向立云曾经不止一次地望向马路两侧整齐的绿化带。这位水利专家发现，为了突出城市景观，几乎所有的绿地都高出了地面。可事实是，“如果绿地能比路面低20到30厘米，就可以吸收200到300毫米的降水”。

    俞孔坚也认为，如果所有的绿地都能比地面低20厘米，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日本东京和大阪街头遍布着小型公园、绿地和广场，而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沉降式”，比周围地面低半米到1米左右。在停车场、人行道等处，广泛采用透水性材料，使这些建筑平面具有防涝功能，雨水可迅速渗透到内层，最终进入城市的地下水系。

    与人们将暴雨视为“洪水猛兽”恰恰相反，俞孔坚不止一次地提出，“洪水不应是灾害，而应是资源。”

    就像全国400多个城市一样，北京也是“缺水大军”中的一员。就在今年2月初，一则新闻显示“北京已百天无有效降水”。根据总体调度，河北向北京的集中输水工程已于今年3月结束，那时，一名水务局官员忧虑地表示，“我不敢想象冀水进京的工程结束之后，北京缺水的局面将严峻到何种程度。”

    可是仅仅就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水满为患”。“人们拼命地排洪，就在暴雨的那一个夜晚，浪费了多少宝贵的雨水啊。”俞孔坚很是遗憾。

    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

    按照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的说法，在北京，只有天安门那样的重点地区排水能力比较高，其他地区的排水能力较低，导致近几年频繁发生积水。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需要综合多方面条件，比如最初的管网建设、城市规划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告诉记者，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

    “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够科学，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判断。”杨重光说，在城市规划上，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城市内部与外部如何协调，有很多具体细致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但这些年，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设，可以直接带来城市外表的提升，对地下建设重视不够。

    在杨重光看来，城市地下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不像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下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但各地投入都不够。

    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题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他告诉记者，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题，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展，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

    “在国内，排水管沟直径超过3米的几乎没有。而在一些国家，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徐宗威说，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对城市外观的改变没有贡献，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徐宗威看来，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

    “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问题，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但我国城市却争先恐后地朝‘大’发展。”徐宗威说，城市太大，搞再多的排水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城市发展能不能改变思路，搞小型的、组团的城市？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