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你本来已经走出了农门，为何又要重回农村？

    高战：这要从我爷爷说起，他在村里很有威望，受人尊重。他去世时跟我说，你长大了，别光想着自己，有本事就多帮帮别人。

    后来读小学，我记得很清楚，课本里说，到2000年，中国会实现四个现代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际上，到了2000年，我发现10年前村里医生用的听诊器现在还在用。

    2002年，我就回到了农村，并坚定要走两条路：为农民谋求政治代言人；通过农会的信贷部门，推动农民创业。

    齐鲁晚报：走上这条路，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很无力？

    高战：最大的困惑也是这个，孤立、无力。我觉得我们年轻、强壮、有文化，应该站出来拯救农村。我试图找过同村里考上大学，或者在城里有一定成就的人，一起为农村做点事，却发现找不到。

    齐鲁晚报：你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乡村民生改革试验中来？

    高战：是的，但我希望大家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再回来为农村做点事，不赞成盲目地只求奉献。我大学毕业之后，开了两年公司后才考研，其间我挣了几百万。读完研后，我觉得钱有了，理论基础和学历也有了，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农村。那些钱就作为我在农村搞试验的经费。

    齐鲁晚报：为什么合作社做的是农村金融公益试验，却申请到了工商营业执照？

    高战：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合作社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严格讲国家不允许民间和个人的金融行为，但我们做的都是在合作社框架内完成的，有闲款的社员可以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借给需要钱的社员，实现资金互助，这个可以盈利，产生的利润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如路灯维护费、社员免费体检等。

    齐鲁晚报：你对互助基金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高战：将来吸储可能通过电子商务来实现，就是利用“格莱珉”标准负责筛选借款户，把其资料做成海报，挂在网上，通过网络谁愿意借款给这个人，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农户的账户上，我们来负责管理还款。

    此外，作为创始人，首先要想办法限制自己。我的一个老板朋友做建筑，他们公司有一个职位叫质量总监。公司章程和双方合同规定，质量总监有权力处置任何质量问题。如果老板以炒掉他为由要求他隐瞒质量隐患，他可以得到巨额赔偿。我觉得我也必须得尽快给自己上个“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