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在5月1日、2日披露于全国各家报端。5月1日上海《大陆报》的北京通讯中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身为总统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证实了这个噩耗。一时间，举国皆惊，四海同悲，如同国殇。那种“中国就要亡”、“中国的处境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危机感，把全国民众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悲痛之中。

    林长民在5月2日发表在《晨报》上的这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事后被认为是“放了一把野火”，点燃了五四的游行。林在文中沉痛地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将国矣！”林这样哀叹是由其根据的，作为总统府内的核心人物，林亲眼看到外交总长陆征祥致大总统、总理的密电。

    陆征祥在来电中不仅详述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议决，而且还主张在有这样条款的“和约”上签字。陆表示“对日关系，公约虽不签押，而日本仍可根据一九一五年约，向我直接请再订约，将举所允日本之条件，完全承认。倘彼时势仍不能不签，则较之现在公约签字，事实则一，威望更逊。”林无法透露这些外交细节，但他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正是针对这一情况写的。

    通过林文，中国人对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已经深信不疑。5月3日，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包括学界、政界、商界、军界等，都赶紧举行了各种集会，议论纷纷，商讨如何抗议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方案。

    当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迅速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同时分别致电各省各团体，号召同日举行大会以壮声势。会议还决定把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但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闻此消息已经热血沸腾，他们无法等到5月7日。亲历五四的许德珩回忆：“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

    北京大学学生当年举行聚会活动的地点，大都在这两处：一是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学生宿舍。这是一个很大的中式院落，在沙滩红楼建成以前，北大学生的食、宿都在这里。因此，各种消息首先在这里传播，许多活动也首先在这里展开。另一处是位于北河沿的法科礼堂。凡是人数比较众多的聚会，尤其是联合其他院校的集会，大都在这里举行。

    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就在西斋饭厅开的紧急会议，然后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晚7时，在北河沿的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北大校园内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还未到开会时间，闻讯而来的学生已经聚集了1000多人。同学们大骂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秘密签订高济、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卖国行径，大家激昂慷慨，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自己内心愤慨的。

    大会开始后，《京报》主笔、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向学生们报告了山东问题。接着，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均极痛哭淋漓”。台下学生“掌声雷动”，会场场面十分热烈，表现出群情激奋、慷慨悲壮的气象。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在情急中当场咬破手指，撕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在场学生无不动容。

    在爱国激情的鼓舞下，大会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是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学生们一致同意第二天，即5月4日就举行全体游行示威。当场，学生们就自动进行捐助，银元、钞票、铜元以及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纷纷捐掷到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