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绰号又称外号，是一个人正式名字之外的其他称号。它一般由别人所起，或状其形，或肖其貌，或赞其特技专长，或喻其生活习惯……而透过它揭示出的某些信息，也可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品格特点来。这在一些名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本名叫钱秉穹。这是他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先生给起的，意思是掌握苍穹、控制宇宙，其厚望可谓大矣。他还有一个跟他的名字一样的绰号：“三强”，也颇值得玩味。

    民国年间，钱秉穹的外祖父徐树兰曾在段祺瑞政府当过税务官。后因不满官场的腐败毅然辞职，离京返乡。行前，他带着秉穹的舅舅徐燕到秉穹在北京的家中辞行。临别时，徐燕送给秉穹一张自己画的《鹰图》，并写了一行赠言：鹰者，有三强：一曰，目光敏锐；二曰，翅膀矫健；三曰，爪子锋利。徐燕祝愿秉穹像雄鹰那样“三强”超群，志存高远。秉穹非常喜欢这幅画，一直将它挂在自己房间里。一天，同学周某来他家做客，见了这幅画后触景生情，联想到秉穹的身体就像雄鹰一样强健；且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待人诚恳，品格高尚，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三强”。

    这个绰号很快在秉穹就读的孔德学校传播开来。钱玄同知道后，说：“我看‘三强’这个名字不错，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育、智育、体育都进步。”从此，钱秉穹不仅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还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钱三强”。 

    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也有一个有趣的绰号：“我忘啦”。这是上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读书时，同学送给她的。

    当时，尽管张爱玲只有十几岁，但在文学创作上已经锋芒初露，在全校享有文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却不拘小节，拖拖拉拉，上课忘带课本、课后没做作业的事时有发生，而她对此的解释总是“我忘啦”。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先生回忆：“……说起懒惰，她是出名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她，总是一个‘我忘啦’，说的时候把两个手掌摊着，一副可怜相，使人对她生出毫无办法之感。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讲，手里的铅笔则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却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她不知修饰，她的卧室是最凌乱的一间。圣校的学生卧室里都有一个放鞋子的柜，不穿的鞋子禁止放在床底下，必须放在柜里。舍监先生检查卧室时发现有不放在鞋柜里的鞋子，便放在卧室门前的走廊里示众。学生见了往往引以为耻。爱玲的旧皮鞋(没有高跟的)是常常被展览的，可是她毫不在乎，至多说一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引自汪垠：《父亲与张爱玲的师生情谊》)！’”这样，“我忘啦”几乎成了张爱玲的口头禅。若有人向圣校的学生打听张爱玲的学校生活，他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喔！爱玲，‘我忘啦！’”久而久之，“我忘啦”便成了张爱玲的绰号。

    当然，也有的绰号含有贬义，常喻示着某人品质上的瑕疵。如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是当年上海滩有名的才女、诗人、书画家。她有一个离奇的绰号，叫“陆放翁”。这倒不是因她跟八九百年前的陆老夫子有血缘关系，也不是她的诗风颇似乃祖，而是源自一段风流韵事。

    据说，陆小曼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常请一位叫翁瑞午的世家子弟给她推拿治疗。徐志摩只求医好妻子的病，别的并未多想，因此也常跟这人交往。于是翁便成了徐家的常客，经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吸食鸦片，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小曼偶逢拮据，翁即慷慨解囊，这更博得小曼的欢心。后来徐志摩乘飞机北上，在济南开山失事坠亡，小曼便与翁瑞午同居。

    翁与小曼共同生活后，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卖掉，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高额消费。为了生计，小曼又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和《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仍然入不敷出，他们的生活日渐贫困。1949年后，两人的生计更没了着落，全靠翁瑞午在香港的亲友接济。就在这时，翁又结识一位年轻女学生，致使对方怀孕，翁因此被判入狱。在此情况下，陆小曼不愿再做翁瑞午的家属，便毅然提出分手，将在狱中的翁瑞午放弃。对陆的这一做法，当时一些上海人颇多微词，便送给她一个颇带讽刺意味的绰号：“陆放翁”，以此表示对陆小曼抛弃翁瑞午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