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榕博

    ■茅玉麟：

    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常委、秘书长，茅以升先生之女。

    齐鲁晚报：钱塘江大桥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您是不是很高兴网友如此评价？

    茅玉麟：在这里，除了感激网民的肯定，对于桥梁界来说，我只能感到遗憾。

    齐鲁晚报：为什么遗憾？

    茅玉麟：我们一直讲百年大业，质量第一，但现在很多事故让人痛心。现在，父亲的造桥精神和钱塘江大桥再次被人们认同，映衬的是责任心的缺失。我们的技术没问题，但在管理上有许多漏洞。钱还是那么多，但是层层转包之后，钢筋就会变细。而且现在很多政绩工程，抢时间、抢速度来完成，但这是违背科学的，速度快了，质量就难以把关，就会出现问题。

    齐鲁晚报：茅以升的大桥成为“桥坚强”的原因是什么？

    茅玉麟：当年的技术工艺、条件都和现在没法比啊，但我父亲把建造这座桥当成了他一生最高的事业和追求。他还说，如果此桥造不成，他就跳江殉职。可以看出，这座桥对于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从设计开始，施工、监理，他都是亲自或者依靠最可靠的技术专家来负责。甚至，大桥的每个螺丝钉，他都要逐个检查质量和施工情况。

    不光钱塘江大桥，现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都已经四五十年了，但质量都很好。那里虽然技术条件不高，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素质保证了桥梁的质量。

    齐鲁晚报：豆腐渣工程往往与腐败有关，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是否规避了腐败？

    茅玉麟：当时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时任民国政府铁道部副部长的曾养甫是一位开明人士，他将许多行政权力赋予了茅以升，使得茅以升可以使用自己信赖的人来完成建桥大业。而且，整个大桥的账目十分清晰。可以说，钱塘江大桥的修造，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政府干涉，让技术人员专心造桥。

    齐鲁晚报：茅以升留下了一座“桥坚强”，他还留给了后人什么财富？

    茅玉麟：这笔财富就是对工程极端负责的态度。茅以升造桥的责任心不应该放在博物馆里，支撑大桥的最终不是技术，而是建设者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