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中国需要高铁，但中国更需要安全的高铁，高铁降速降价引发社会密切关注，心理根源即在于此。

    这是“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最现实的反思———铁道部表示高铁将适当降速，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线路提速到时速200公里的，按时速160公里开行。此外，在列车密度方面，高铁运营初期将采取列车运行图一次编制、分阶段实施的办法，逐步提高列车开行密度，以利于新设备更好地磨合。与此同时，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也表示，高铁在降速的同时也将适当降低票价。

    曾经，很多人为了中国的高铁跑得比人家快而欢呼；曾经，还有很多人为中国高铁“一日千里”的建设速度欢呼。但一场至少造成40人遇难的动车追尾事故，让大家在痛苦中开始清醒———为了追求那炫目的速度，我们是否牺牲了太多东西，比如，最基本的安全。

    高铁终于决定慢下来，正是对这些反思最好的回应。事实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也已坦承，“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铁路运输安全基础和管理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对重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置缺乏经验。盛光祖所说的铁路运输安全薄弱环节，其实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它有可能存在于安全保护系统的不配套，有可能存在于接触网无法满足超高速运行，有可能是一个轮子的质量无法承受350公里的时速……你不知道这些隐患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巨大的灾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消除这些隐患，而不是让高铁在重重隐患中跑出令人炫目的速度，用乘客的生命安全为速度背书。

    片面追求速度，必然牺牲质量，这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但回归常识的过程，却又如此艰难，代价又是如此惨重。好在，铁道部终于能够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安全比速度和效率更加重要，这已经是个好的开始。

    其实不光是高铁，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都同样存在着“速度和效率第一”的焦虑，在工程建设领域，我们总能看到“奋战100天，大干快上”之类违背客观规律的标语；在招商引资上，我们也总能看到“为了吸引投资不惜牺牲环境”的拍胸脯；在政绩考核上，“唯GDP论”更是挥之不去……发展是硬道理，在很多地方，却被片面阐释成了“速度和效率就是硬道理”。

    但在炫目速度和傲人数字之外，我们开始发现，有太多比速度和效率更重要的东西被牺牲掉了，比如分配公平、比如环境保护、比如食品安全……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速度与激情，并不一定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开始担心空气和水干不干净，我们开始不满自己动不动就“被增长”，我们开始抱怨“现在还有什么能放心吃的”。速度与质量、效率和公平，究竟孰轻孰重？这个经济指标告诉增长了几十年的社会，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

    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在矛盾中共生，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要称之为良性，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不能为了速度牺牲质量，更不能为了效率牺牲公平。但经济指标高速增长了几十年的中国，却一直偏离了这个基本的平衡点———我们，似乎更热衷于速度和效率。

    推行市场经济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初步理解了速度和效率，但质量与公平，也是市场经济硬币的另一面，因为，市场经济从来都排斥质量与公平，现在，是翻到这一面好好反思的时候了。慢下来，不是说不再需要速度和效率，而是这个社会要从“速度和效率第一”中解脱出来，懂得质量和公平的可贵与重要，正如中央适当调低十二五期间GDP增长目标，就是走出“唯速度论”的最好注脚，以惨痛代价换来的高铁降速，终于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