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中国需要高铁,但中国更需要安全的高铁,高铁降速降价引发社会密切关注,心理根源即在于此。
这是“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最现实的反思———铁道部表示高铁将适当降速,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线路提速到时速200公里的,按时速160公里开行。此外,在列车密度方面,高铁运营初期将采取列车运行图一次编制、分阶段实施的办法,逐步提高列车开行密度,以利于新设备更好地磨合。与此同时,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也表示,高铁在降速的同时也将适当降低票价。
曾经,很多人为了中国的高铁跑得比人家快而欢呼;曾经,还有很多人为中国高铁“一日千里”的建设速度欢呼。但一场至少造成40人遇难的动车追尾事故,让大家在痛苦中开始清醒———为了追求那炫目的速度,我们是否牺牲了太多东西,比如,最基本的安全。
高铁终于决定慢下来,正是对这些反思最好的回应。事实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也已坦承,“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铁路运输安全基础和管理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对重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置缺乏经验。盛光祖所说的铁路运输安全薄弱环节,其实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它有可能存在于安全保护系统的不配套,有可能存在于接触网无法满足超高速运行,有可能是一个轮子的质量无法承受350公里的时速……你不知道这些隐患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巨大的灾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消除这些隐患,而不是让高铁在重重隐患中跑出令人炫目的速度,用乘客的生命安全为速度背书。
片面追求速度,必然牺牲质量,这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但回归常识的过程,却又如此艰难,代价又是如此惨重。好在,铁道部终于能够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安全比速度和效率更加重要,这已经是个好的开始。
其实不光是高铁,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都同样存在着“速度和效率第一”的焦虑,在工程建设领域,我们总能看到“奋战100天,大干快上”之类违背客观规律的标语;在招商引资上,我们也总能看到“为了吸引投资不惜牺牲环境”的拍胸脯;在政绩考核上,“唯GDP论”更是挥之不去……发展是硬道理,在很多地方,却被片面阐释成了“速度和效率就是硬道理”。
但在炫目速度和傲人数字之外,我们开始发现,有太多比速度和效率更重要的东西被牺牲掉了,比如分配公平、比如环境保护、比如食品安全……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速度与激情,并不一定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开始担心空气和水干不干净,我们开始不满自己动不动就“被增长”,我们开始抱怨“现在还有什么能放心吃的”。速度与质量、效率和公平,究竟孰轻孰重?这个经济指标告诉增长了几十年的社会,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
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在矛盾中共生,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要称之为良性,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不能为了速度牺牲质量,更不能为了效率牺牲公平。但经济指标高速增长了几十年的中国,却一直偏离了这个基本的平衡点———我们,似乎更热衷于速度和效率。
推行市场经济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初步理解了速度和效率,但质量与公平,也是市场经济硬币的另一面,因为,市场经济从来都排斥质量与公平,现在,是翻到这一面好好反思的时候了。慢下来,不是说不再需要速度和效率,而是这个社会要从“速度和效率第一”中解脱出来,懂得质量和公平的可贵与重要,正如中央适当调低十二五期间GDP增长目标,就是走出“唯速度论”的最好注脚,以惨痛代价换来的高铁降速,终于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