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秋时。早餐，女儿随意拆开包装精美的铁皮月饼盒，取出一个月饼，咬了一口，自言“不好吃”，放在一边。又选了一个，咬了一口，又云“没有味道”，又放下，索性不吃了。

    我有些不快地对女儿讲：“这可是特制的高档月饼，怎么会不好吃呢？”

    女儿嗔怪地讲：“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这年月谁还稀罕月饼？”

    沿滨河大道上班的路上，女儿的话又在耳畔响起。望着车窗外静静流淌的沂河水，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过中秋吃月饼的往事。

    1967年，是“文革”的第二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响应上级号召，要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正在临沂城北20多里远的北店子村的完小教书，出身小土地出租者的母亲也受牵连，在相邻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当老师。

    当时，父亲时常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揪去批斗，我们家在学校和村里的处境尴尬而艰难，每天提心吊胆的。那年，我11岁，小学毕业不久，因初中停止招生，在学校复课闹革命，因是“右派”子女，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那个时期，父母工资低，家里姊妹5个，最小的弟弟才3岁，还要接济在城里的爷爷奶奶，生活条件可想而知。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盼着过节吃月饼。临沂农村有回礼的习俗，就是别人送你两包月饼，一般你要换个样再回两包给人家。月饼转来转去，有时候说不定送出的月饼碰巧转了一圈还能转回来。

    可我眼睁睁看着亲朋好友给我们家送的月饼都让爸爸妈妈转送给别人了，家里只有两包月饼了，这时父亲又让我把月饼送给村里姓袁的大队书记家。我着急地说：“家里的月饼都送人了，那我们过节吃什么啊！”爸爸无奈地说：“家里出身不好，书记对咱挺照顾，得谢谢人家啊。”妈妈苦笑着说：“咱再去买，一定让我儿吃上月饼。”听着妈妈的话，我得了许多安慰，并盼望着家里早点去买。

    直到中秋节的上午，妈妈给我一块钱，安排我去买月饼，并交代只能买一包，剩下的钱再去买点肉好过节。我说：“妈，不能买两包吗？”妈说：“儿啊，家里实在是没有多少钱了，咱就买一包吧。”妈妈接着又说：“家里仅有的两块钱，还得赶紧进城送给你爷爷奶奶过节啊。”我点了点头，似乎也明白了许多。

    我一路小跑去了大队部院内的村代销点，花四角八分钱买了一包8个的青红丝冰糖馅月饼。中秋节的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了天空，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公社集中劳动完赶回来。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我的目光一直在那包月饼上游移，急切地等着父亲分月饼。终于，妈妈把8个月饼放在一个瓷盘里端上来了。父亲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和姐姐每人一个，妹妹和二弟每人一个半，小弟弟两个，剩下的一个我和你妈一人一半。”

    这时不满10岁的妹妹说：“我和弟弟每人一个，不要那半个，爸爸妈妈每天那么累，不能吃一半，要吃就吃一个整的圆月饼。”8岁的二弟弟这时也懂事似的点了点头说：“我也不吃那半个了，给爸爸妈妈吃。”这时我注意到，爸爸妈妈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幸福笑容。

    往事并不如烟，苦难岁月里的这些温馨回忆，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