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若不具备高深的数理知识，很容易对《爱因斯坦文集》望而却步。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改革开放之初，“文集”一出版，胡耀邦即通读了全书，并称受到很大启发，号召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大学生最爱读的10本书中，“文集”也名列其中。

    “文集”的魅力不在于相对论，而在于身为著名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同时还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在他身上，科学和人文不是分裂和对立的，而是水乳般的交融。

    就像劳动的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样，知识的分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爱因斯坦认为，对科学已经取得的进步，可以唱一首赞美诗，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但是，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带给我们预期的幸福。战争时期，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和平时期，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作为研制原子弹的倡议者，在目睹了原子弹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后，爱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对科学主义的越界不断反思、格外警惕。灾难无疑来自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由来已久的分裂和对立。分裂和对立的后果是，我们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价值观，既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的解释，也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的判断，更不能对“未来”作出价值展望。

    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科学解决的是手段，它使我们跑得更快、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生活得更加方便、舒适。但科学并非万能，因为它解决不了意义和价值问题。“一个不很开化的印第安人，他是否不如通常的文明人那样丰富和幸福？”爱因斯坦说：“我想并非如此。”确实，手段之高超丝毫解决不了目的之茫然。否则，何至于一面是科学主义的高歌猛进，一面是现代人心灵的空前困惑？

    叔本华认为：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世人绝望的沉闷，是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爱因斯坦非常认同叔本华的这一观点并多次引用。“逃避”似乎有些消极，准确地表达应是一种“超越”。因为爱因斯坦“逃避”的是个人生活———人们所努力追求的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等目标在他看来都是庸俗、可鄙的，进入的是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对于道德，爱因斯坦看得比科学更高、更重。在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爱因斯坦笃信：“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自我解放出来。”他所说的“自我解放”也就是“自我超越”。

    为了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我们在百年前就树立了对科学的迷信，回忆当年文化精英们围绕科学与玄学的激烈辩论，再看看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人文的所思所想，不禁自惭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何等的肤浅！追根溯源，我们缺乏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情感、对科学的科学认识，以及涉及科学的综合的价值观念。

    历史上，再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有可能被后来人改写、取代乃至遗忘，但科学家的精神和思想却永远闪耀着价值的光辉。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对人类更加幸福的命运的善意关怀。他固执地认为，专业化只能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或“训练有素的狗”，要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爱因斯坦的晚年，不再单纯地关注科学本身，他在努力尝试让科学与人文这对失和、离散的鸳鸯破镜重圆———毕竟这关涉着人类的幸福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