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清之雍正称得上历代帝王摆弄权术之集大成者，这位在康熙几十位皇子帝位争夺中胜出的“天纵圣明”，玩权弄术十分独到，他大开密折制，实行特务政治；他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钳制；他大壮军机处，实行皇权专制，处处别有创见，别有创制。在处理曾静、张熙之“谋逆罪”中就体现了其独运的匠心。

    1728年，雍正六年的九月，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他接到了一封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密信，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淫色等十大罪状，策动岳总督举兵反清，复明兴汉。不料岳总督是大清国的“不贰之臣”，对雍正帝的“重用与提拔”正是“感戴不尽”，立命将投书人拿下，严加审问，审知张倬乃张熙之化名，南海游民夏靓乃湖南人曾静，案件略明未结，岳总督便十万火急地将此案“上缴”至雍正，雍正‘闲览原信”，“惊讶堕泪”，如武则天读骆宾王“讨武檄文”一样，惊叹其才华，连呼“梦中未料天下人有人如此论朕也”。

    “论朕”之文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字老到、事实确凿，雍正因此断定此信绝非山野草莽的曾张才力所能为，他令有司明察秋毫，严审细察，果然，张熙供认其反清复明的思想并非“已有”，而是从思想家吕留良那里“复印”来的。吕留良是清初著名学者，他的思想本来无甚高处，只是承继了孔子的“华夷之辩”，称“华夏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把驱除异族恢复汉君看成是比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道德原则，所以号召天下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曾张供述读了吕氏著作，“始而怪，既而疑，终而信”。所以才煽动岳总督，举反清之旗。

    其实，曾张策动举事之际，思想家吕氏已“托体山阿”四十多年了，形已销骨已化，一副身骨早已化作了一杯尘土，他无法再反清了。但雍正处理曾张案，却让人大跌眼镜、大感意外，他对“现行反革命”的曾张皇恩浩荡，大力怀柔，免罪释放，不予追究，而对思想家吕留良却痛加诛谬，对吕氏本人起棺戮尸，其家人门徒或斩首或流放或为奴，“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曾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施刑至极致。

    对现行犯不究，对“木乃伊”专政，几曾有此先例？不打活狮子，穷打死老虎，是雍正帝懦弱中干吗？拿思想者开刀，雍正最酷烈，但并非始作俑，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身无一丸寸铁的儒生大开杀戒，洋教皇火烧布鲁诺，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异教徒”极刑侍候，其“独裁者”之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其手段是如出一辙的。在独裁者们看来，妄图谋反的曾静、张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吕留良们那种思想的存在与传播，杀心为上，杀人为下。

    所以，对一些真正造反的“绿林好汉”，独裁者往往使用“招安”的招数，而对心怀异端的“思想者”，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心情，用不着低声下气，完全有能耐“杀无赦”善的怕恶的，恶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非仅个体人心如此，一些“组织机器”也多有如此。故闹而优则仕者有之，闹而优则优胜者有之，闹而优则优待者更有之。

    造反者的思想不可怕，而人可怕，所以对造反者可以怀柔，可以招安；思想者的思想可怕，而人不可怕，所以可开杀戒。对思想者既有下手的理由，又有下手的便当，不向他们下手向谁下手？在思想的禁与放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法是分歧的，视角不同嘛。龚定庵们的视角是：没有思想争锋，就没有社会进步，万马齐喑究可哀。

    而雍正们的视角是，思想高度一统，亿万口舌一口舌，万马同鸣都可喜。在处理曾张一案中，雍正除了不处理曾张，专处理吕氏之奇举外，还有别一奇招：吕氏被戮尸门徒刑罚之后，雍正帝下了圣旨，面向全国人民征求对这事的“看法”与“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广泛发动，要各地学官认真组织，定期上报，好像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子，雍正招贤纳谏的态度可谓“诚恳之至”，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口颂英明，都说“没意见”。

    是人都明白，雍正不是要征求“思想”，而是要检验其钳制思想的效果也，其温和的笑脸下面万剑高悬，其宽大的龙袍下面也备了千万双“小鞋”，这般引蛇出洞，哪条蛇敢出洞？而有个傻宝名齐周华者，天真可爱，居然要当“有思想”的人，发表了个人意见，独抒己见，为吕辩护，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未杀，却投之大牢，监禁终生。有史家说，这账不应记在雍正头上，因为这份“独抒己见”的“奏稿”雍正根本没看到，齐氏入狱是臣僚给办的。臣僚不经皇上就直接办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拣思想的捏，并非高深的学术，只是浅白的权术，有雍正作师范，当然一学便可以学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