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鄢秀<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从他的第一部《曹寅与康熙》开始,就结合档案史料与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类文史资料,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扎实研究基础,让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
史景迁第二部书《改变中国》,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研究兴趣,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他的兴趣,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不但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种奇特遭遇,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
《大汗之国》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他继之在1978年,写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史景迁运用文学材料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史实,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们不但质疑史料经常不足,或是一批“断烂朝报”,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令人更加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本文作者均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系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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