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后,看过的“骗子”戏,印象深的有两出:一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京看的《钦差大臣》；另一出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上演的《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我只读过剧本。
两出戏,创作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剧作者果戈理、沙叶新的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但骗子之能行其道,则所恃略同。《钦差大臣》里的赫列斯塔科夫,一个落魄小吏,因被错认为钦差大臣,便受到了上自市长、局长、法官、督学,下到乡绅、名士、商人的逢迎,送钱、送物,甚至送上自己的妻女。《假如我是真的》,则是一个下层小民只因被错认为权势者的儿子,先前合规合法办不成的事,现在违规违法也畅行无阻。
在集权社会中,地位和身份代表着权力,而权力是权势者可以随心支配的力量:能使人贵,能使人贱,赏罚、迁贬、生死,尽在掌控之中。于是,社会上,尤其在某些地方的官场中,形成了对地位、身份的迷信与崇拜。追求富贵者、贪赃枉法者,或为升迁富贵,或为消灾弭祸,如蛆之聚腐,蝇之逐臭,无不趋奉势要,讨好权贵。有此社会心态,“骗子”便大行其道了。
无监管导致权力滥用,权力滥用导致徇私枉法。权力无所不能造成对权力的崇拜与对权势者的逢迎。多少卑鄙龌龊之事,假此世风大行。出几个骗子,是其小焉者也。
(据《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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