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当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按照当时的政策,文理科大学生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允许走向社会。同年8月,我和同学们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成了一名军垦战士。
当时的军垦农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七指示”仓促上马的,条件十分艰苦,除了一片“干打垒”的营房,就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胳膊粗的小树也没有几棵,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体生活?农场里流行着这么一个形容露天电影的顺口溜:“天天盼、月月盼,‘南征北战’‘地道战’；好歹盼来个‘娘子军’,不是下雨就是停电”。可见除了几部老掉牙的电影,文艺生活无从谈起。
当时全农场十几个连都是清一色的官兵,只有学生连算是文化人(来自省内外几所大专院校的文理科毕业生),所以搞活部队文艺生活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我们肩上。好在我们的连指导员刘殿曰同志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非常热爱文艺,由他拍板,成立了“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学生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任务”就是排演革命样板戏。
大旗挑起来了,可是这戏怎么唱呢?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好在队长陈君曾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第一“沙奶奶”(京剧《沙家浜》里的重要角色),有过一些演出实践,有她作“台柱子”,我们多少有了点底气。
演员们照着样板戏剧本上的简谱日夜苦学,一个月下来,居然也能连贯成段了,可是战士们一听就直摇头:这哪是京剧啊,简直是“京歌”嘛!
原来,国粹京剧博大精深,讲究颇多,行腔、运气、板眼、共鸣,要求字正腔圆、吐字归音……大家这才意识到:用唱歌的发声方法唱不好京剧。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多听广播(整个农场连一部录音机也没有),于是指定几个同学,一大早准时收听各广播电台的节目预报:记准样板戏的播出时段,到时演员们就抱着收音机认真、仔细地聆听各自的唱段……经过反反复复、一板一眼的刻苦模仿,我们终于把“京歌”唱成了京剧。经过两个月的认真排练,大家都跃跃欲试:正式演出吧。
要粉墨登场,服装、道具成了难题。因为当时大部分军垦农场不盈利,根本没钱置办行头。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一折,女演员卜君是短发,可是剧中人李铁梅梳着个大辫子,哪里去找呢?真作难啊!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张洪英同学,可惜张同学嗜美如命,怎么说也舍不得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长长的大辫子。连里的解放军干部轮番上阵连哄带吓,晓以“革命利益”；张同学终于服从组织命令,忍痛割爱:大辫子这才飞到李铁梅的脑后——嘿!皆大欢喜!
《红灯记》的标志性道具“红灯”,是队长陈君从兖州自己的铁路世家里取来的真正的“信号灯”；巧手的女同学用自己心爱的紫绸子被面改造成剧中人鸠山的日本和服；农场里刚杀了头猪,大点的尿泡皮改制成鸠山的秃顶头套……东拼西凑,终于算把服装、道具搞全了。
京胡、二胡、月琴、琵琶等等也是走群众路线解决的,记得只是让学生连的宋司务长到济南的乐器店买了一个“鼓板”——京剧乐队的板眼节奏全靠它指挥了。
第一次彩排就是招待全农场的十几个连队的解放军官兵,同时也请他们给把把关。队长陈君扮演《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因为她有“沙奶奶”的功底,所以道白铿锵有力,唱腔韵味十足；一张嘴就是个“满堂彩”。我作为宣传队的执行文秘,还专门跑到场外聆听演出效果:经高音喇叭的电声播出,在飒飒的夜风中还真有点以假乱真的味道。
随后,折子戏“赴宴斗鸠山”、“深山问苦”(《智取威虎山》选场)也都很顺利演下来了。尽管是在露天的土台子上演出,可是全体演职员都非常认真、投入；也许是农场长期缺乏的文艺生活吧,台上台下情绪都很高涨,演出效果出奇的好。
此后,我们宣传队走出营房,到农村那广阔天地里一演再演。观众最多的一次是1970年冬,在山东平阴黄河大桥广场演出(山东省军区野营拉练部队大会师文艺汇演),观众近万人；最正规的演出是在梁山县大剧院的舞台上,灯光和简易布景都不错。一路走来,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1971年冬,我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后改为山东工业大学)工作。凭借当年练就的“京剧样板戏”的功底,参加了全校卡拉OK大奖赛,经初赛、复赛,最后顺利进入决赛并取得好名次；我的“京剧清唱”也成了每年新生入学联欢晚会的保留剧目。直到现在,年近古稀的我仍然爱戏如痴。
盼望已久的“十艺节”即将来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艺术事业迎来了大好春光,广大观众可以在超一流的现代化大剧院里欣赏京剧名家的精彩演出,这在四十年前连做梦也不敢想啊!作为一个老戏迷,我衷心地祝愿“十艺节”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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