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坐在深宫的秦始皇、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他们都不是军事家,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恺撒则是军事家,他们是军事的政治。
广州有一个并非学界而研究近现代军史的人群,有机关、事业、企业人员,也有自由作家,他们的研究大多围绕黄埔军校题目进行延伸,以陈予欢先生为代表。陈予欢先生的代表作有《黄埔军校将帅录》、《陆军大学将帅录》、《保定军校将帅录》、《云南讲武堂将帅录》及黄埔军校1-4期生名录系列研究等,他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从资料搜集和整理来说,达到了中国最高学术水准。
一次与陈予欢等先生相聚,他们对我的关于政治的军事、军事的政治区分很赞赏,以为解开了长期困惑的一个军史难题。这个困惑,其实在中国是普遍的,从军史研究者到普通军事爱好者和读者都存在,分不清楚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区别。原因有二:一是现代军事行动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动员活动,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从来没有过地纠合在一起,尤其是政治家,往往也是军事活动的决策者乃至战略指挥者,而军事家也经常是政治家,因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就混淆不清；二是即使近代以前,政治家与军事家的身份界限也往往是非常模糊的。有这样两个原因,军事活动就很容易被作非专业化的理解。如果搞清楚政治的军事和军事的政治,再来看军史,就比较容易进行分辨了。
当人类进入到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文明社会阶段,军事就成为人类最早成熟的专业之一。在中国,至少在西周,已经基本区分文、武官员,战国则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专门军事理论。人类文明由战争而生,国家由战争而存灭,所以军事活动必须要由专门化而强、而胜。但是,武人由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往往并不占据文化的主要话语权,因此,军史叙述多由文人承担,从而多有偏见。比如,以明朝戚继光为例,他是一名自己进行著述的军事家,有《练兵纪实》、《武备新书》等多部专门军事学著作,但在史学乃至军史的叙述中,文人们基本还是从政治、经济、战略的角度去描述他的事迹,而很少从军事技术、战术角度去解剖他的历史活动,也即对作为武人的戚继光进行的多是非军事专业化解读。
战争的发动、展开和结束通常由政治家设计、决策和主导,政治家们把战争作为自己值得炫耀的政绩,似乎,政治家们都成了军事家,即使他可能连枪也不会开。从二战言,希特勒、斯大林当时都被宣称为军事家,那么,丘吉尔、罗斯福就不是军事家吗?有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甚至连兵也没有当过,跟大规模战争也没有什么关系。以这样的认识,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基本都与战争有关,他们是否更应该是大军事家了?政治的军事的边际被热情放大,从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空前模糊,军事作为一种专业被极大曲解,几乎完全混同为政治及其战略。
只有弄清楚了政治的军事与军事本身的区别,对军史才能有恰当的辨别。军事是技术,是对抗行动本身,是单兵、带兵、练兵和作战,军事家只能是带兵出身并指挥作战的将领。发动战争,要求占领哪个地区,诚然是军事,但主要是政治家的事情,是政治的军事。没有带过兵,没有过冒着枪弹冲锋,不懂战术、编制、装备、配制、工事、地理、后勤、阵形组织、战线组织、条例、命令等,不是什么军事家。如果看古代人物也许容易明晰,坐在深宫的秦始皇、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他们都不是军事家,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恺撒则是军事家,他们是军事的政治。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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