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10年前,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过一篇杂文:《信,走得有多慢》。10年过去了,就我收到的平信而言,它走得依然很慢很慢。
那篇杂文提到如下一件事:2005年6月22日,北京日报社的李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寄了两张6月20日的《北京日报》给我,问收到没有。我说还没收到。从那日起,我天天开信箱,看北京寄来的报纸到了没有,因上面有我一篇小文,我急欲看到这张报纸。等了多少天,没有见到《北京日报》的踪影。直到29日,仍未收到李编辑寄的报纸,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寄两张。到了6月30日,报纸姗姗来迟。从邮戳看,这件印刷品走了整整10天(6月21日至30日)。7月10日,我收到了李编辑接到我电话后于6月30日重寄的报纸。我看了北京、南京两地的邮戳,发现这件印刷品的递送仍花了7天时间(7月4日至10日)。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北京、南京间送一封印刷品要10天时间,速度之慢,真是不可思议。10年后,情况似乎没有随着火车、汽车的大幅提速而有所改变。今年9月6日,齐鲁晚报编辑寄了一张报纸给我,我收到这张报纸已是9月15日。从济南的邮局到我南京家中的邮箱,它走了整整9天。这并非偶然现象。浙江温州读书报社寄给我的信,有时9天到,有时10天到。
每遇这种情况,便不由得想起古代交通落后状况下的公文传递。我这里正好有一份《胡适全集》中的资料。据胡适考证,清代“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由北京经古北口出到(热河)行宫,约三百五十里,故用快马递送,一昼夜可到”。假如让清代铺兵从北京递送一封信到南京,大约需7天。我们现在送信用火车、汽车,还有不及用马的时候,岂非怪事?
再往前,南宋的驿站传递公文,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快的“日行四百里”,更快的叫“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民国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中说,宋高宗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字牌”,而且是“高宗亲发,不能尽出自秦桧也”。
更早时代,西汉传递公文,据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西汉大将赵充国在金城(今兰州)“上书言先零、罕羌事”。从发出报告,到收到朝廷批复,“首尾才七日”。金城至首都长安1450里,往返共2900里,中间还要经公卿大臣讨论、商定并起草批复、加盖玉玺。办事效率及公文传递速度足以令今天的人们惊叹。
现在邮局传递平信为何这么慢呢?作为局外人,我这样猜测:会不会是由邮局重储蓄业务、轻邮递业务,重快递、轻平信导致的呢?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时,每封来自南京的家信,发出后两天可到我的手中,从未超过两天。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邮局传递平信的速度能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亦即用两天时间把一封平信从北京送到南京的收信人手中。这个要求应当说不过分吧?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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