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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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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大注重国际性,校园内有各国学生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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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候选人
可以推荐”
有校友指出,西方学界也有熟悉中国的顶尖角色,如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或纽约大学的孔杰荣等,但为何遴选委员会没有选贤与能,而只是找一个对中国完全不熟悉的“二三流洋人”,让学界及不少港大师生为之“可惜”。
“这次选校长,最大的问题是,到了最后马斐森成了遴选委员会唯一一个可以推荐的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可以推荐了。港大曾考虑过很多候选人,而最后关头,其他几位优秀的候选人都自动放弃了。”
一位港大的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香港与内地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是谁都可以预见的,作为香港最好的大学,众多政界、法律界和商界的领袖都是从港大走出的,在影响香港民意、香港与内地未来的关系上,无疑港大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大环境下,港大校长将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这让不少候选人都会审慎选择。
不过,港大对自己的校长遴选制度显然颇为自信。近似严苛的过程和标准,曾为港大选出过很多优秀校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及教育家王赓武及徐立之教授。
2000年,原港大校长郑耀宗因涉嫌干预民意调查,辞去校长职务,此后两年,港大校长职位一直空缺,由副校长、英国学者戴义安代行职务。
因为担任港大校长期间“带领大学度过困难时刻,在提升校内士气及团结师生方面不遗余力,贡献良多”,戴义安还获得了香港政府颁授的银紫荆星章。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雪松说,在这两年间,遴选委员会曾否决过物色委员会的推荐人选,直至徐立之出现。
然而2011年10月,担任校长近十年的徐立之教授,突然宣布不再续任。一个月后,港大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紧锣密鼓开始全球招聘新校长。
临时工作小组制定出遴选准则及程序后,由港大物色委员会物色合适人选,再经遴选委员会做出筛选。
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多出身名校,社会地位颇高,眼光格外挑剔。而港大列出的校长遴选标准也颇为严苛: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诚实正直,全球性视野,展示管理能力,有效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这些年,在选择标准上,公众对香港的大学校长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得同时满足三点要求:必须是华人,必须是名人,必须是个很好的管理者。其实在当下环境中,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傅华伶说。
为了保证能网罗到最优秀的人才,物色委员会委托了猎头公司,并在本地的南华早报和海外的期刊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广告,还邀请了超过五百位港大成员、学术界领袖、教育界人士、顶尖院校校长帮忙推荐人选。
为保证遴选公正,在选拔校长过程中,不同阶段,工作组和委员会担负着不同的职责,而且有严格界限。港大发言人对齐鲁晚报记者表示,前香港立法局议员梁智鸿医生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按传统出任遴选委员会主席,却不是物色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参与物色工作。
最后,物色委员会曾收到超过30份推荐书,人才物色顾问也收到了30份直接递交的申请书。
不过,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开始招聘时,很多人会有兴趣,但锁定三五个人后,大家可能会知道谁要来竞争,候选人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如果觉着自己当选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有风险,可能就会退出,这说明香港和港大的吸引力在下降,不是非要挤破头到你这里来。”傅华伶觉得,现在港大选校长是卖方市场,而非买方市场,有候选者主动放弃了港大校长角逐。
经过与猎头公司的先期接触后,今年7月至9月,马斐森与遴选委员见了7次面,最终被遴选委员会确定为唯一的校长候选人,推荐给了校务委员会。
事后,校务委员会主席梁智鸿承认,内部却有不同的声音,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马斐森的资质满足五个遴选标准。
“师生参与度
和关注度很低”
找到了马斐森,港大三名重量级教授卢宠茂、程介明、陈婉莹却先后向他“说不”。
“对香港、内地及亚洲欠缺经验认识,属‘无知’；不懂中文,难与香港及内地社会各界沟通,属‘无能’；不为港大放眼世界,则是‘无心’。”当时远在海外的卢宠茂将这条评价短信发给媒体,表达了对新校长的不满。
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总监兼教授陈婉莹则发表公开信,直言对马斐森的资历表示质疑,“他有五年医学院院长的经验,不能说是资深；布里斯托大学和港大的比较,媒体已有述及。值得探讨的还有他对香港和亚洲事务的一片空白。”
陈婉莹指出,华人和非华人虽不是选择校长的标准,但资历非常重要,“资历不限于学术成就,也包括社会经验和背景。”她批评,马斐森对香港、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有关经验近乎零,国际经验也限于非洲。
显然,在外界看来,学术地位二三流的马斐森似乎难以与港大校长相称。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港大校长排名第三,仅次于特首及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除了数百万港币的年薪,还享有丰厚的医疗、退休福利,自己及家人可以免费住进香港富人区的别墅,配有牌号为HKU1的豪华专车和司机,如果有紧急公务,甚至可以警车开道。
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高雪松觉着,港大校长举足轻重,是掌舵人的角色,要领导学校未来发展方向,负责跟社会各界联络,进行筹款,协调各学院之间的调整。
“港大的管理是比较西方的管理,校长一个人负总责。这个人的选择结果,将对整个学校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傅华伶看来,港大尤其难管理,校长不得不为此牺牲学术研究,要当好港大校长非常不易。
而近年来,不只是作为龙头的港大,香港各大学需要更替校长时,总是出现一些争议,而且校长还容易卷入政治风波。
在香港如此政治化的氛围中,连丘成桐都对港大校长一职敬而远之,甚至同情起港大校长徐立之。
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何式凝在港大工作了二十多年,感慨今非昔比。她还记得徐立之校长刚被任命时,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和加拿大籍华人身份,让他得到广泛的认可及赞誉,并未出现马斐森被任命时的争议,现在确实复杂得多。
至今外界还在持续热议,但大部分港大师生其实对这次校长遴选并不热心。多位受访的港大学生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师生们对校长选举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很低,自己也并未给遴选委员会投过票。
而在此次选择校长过程中,遴选委员会特意首次增加了学生代表的席位,学生代表有一票的决定权,跟学院院长、教授等“平起平坐”。
但政治似乎不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一位港大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她看来,港大师生已经不再关心学校事务,“我们每天正在讨论的都是钱和地位,大家都在追求名利。教授在讲课时也是倡导这个,学生也知道名利很重要。”
港大是以学院为主体,各个学院较为独立,傅华伶说,相比校长人选,很多人毋宁去关心自己学院院长由谁担任。进行选拔院长工作时,学院的负责人员会逐个敲老师的门,询问意见,让老师们参加。而院长候选人也会跟不同系不同级别的老师见面。新校长候选人,显然做不到这个程度。
“港大校长的选举,我只能信任委员会,相当于你授权,相信这个程序。”傅华伶并没有给遴选委员会投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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