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跃伟
经本报报道后,吴伟和张梅小两口辗转兖州、曲阜、济南,跑了两个月没办下来的准生证,终于在两天内就办成了(详见A05版)。
这种对百姓批评和舆论监督积极应对的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不少人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和感叹:事情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还会在三地间一拖两个月,让办证人来回奔波十余趟?
其实,证难办并不是因为没有好制度。去年底,省计生委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准生证办证难问题,出台了首接责任制、服务事项公开制、15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制等相关政策,可以说做了不少工作。但客观地说,办证难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两天,很多读者通过本报热线反映遭遇到的办证难题,或能成为佐证。这又是为什么?
记者采访中,有基层工作人员大倒苦水:“计生工作天下第一难”,这些话确有道理,不只计生工作,很多基层工作都不好做。但不好做不代表做不好,好的制度没有得到执行,恐怕关键还在监督力度不足、方式不对和责任心不够。
现在不少部门,工作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应对上级监督上,毕竟有考核指标的硬杠杠,完不成指标就会拖累政绩的“后腿”,让上级不满。另一方面,群众监督、投诉的渠道有待完善。
殊不知,“不给办”、“想办先去找担保开证明”这样的话随口一出,群众就要多跑多少路,吃多少闭门羹,生多少气。
所以,要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清除四风积弊,最要紧的是改变自上而下为主的监督模式。不能单纯制定诸如“不能出某种风险”、“必须完成多少任务”的考核指标,而是真正把指标定在群众是否满意上。畅通群众监督投诉渠道,让群众碰到难题时有地方说话。对给群众办事时吃拿卡要、拖拉扯皮等现象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工作好不好,群众说了算。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证难办”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个事情也暴露出当下基层工作的尴尬。“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居委会虽不是一级政府,很多事情却离不开居委会的“万能章”。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类似办证难这样的问题,也有必要尽快明晰居委会的权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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