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虽然已经102岁高龄,杨绛先生还是笔耕不辍。近日,杨绛的五篇忆旧散文刊登在《文汇报》上。这五篇文章回忆的是孩童时的往事,有对母亲、三姐的温情回忆,也有童年时代五四运动、张勋复辟等大事的亲历记。我们节选了其中的四篇文章与大家共享。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并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纫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纫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哧哧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太先生
我最早的记忆是爸爸从我妈妈身边抢往客厅,爸爸在我旁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我那时大约四五岁,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搀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胡适说:“自从认了这位老师,才开始用功读书。”景苏叔公与爸爸经常在一起,他们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现在睡前常翻翻旧书,有兴趣的就读读。一次我翻看一本书时,上面有锺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把折角处细读,颇有兴趣。忽然想起这部论著的作者不就是我小时候对他曾行鞠躬礼,称为“太先生”的那人吗?他说的是常州话,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常州话。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经历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把我们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上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泥土路上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批学生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门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了,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里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想哄孔雀开屏的。三伯伯(编注:即前文所说的三姑母,姑母旧时亦呼伯伯)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一手拉着我。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有一嘴大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里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带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一家人都来了。这时三伯伯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小厮”就是小当差的,现在没什么“小厮”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瞪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得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在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在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伙食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行,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是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回家了。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说,我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2013年8-9月
(转自《文汇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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