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子治家很有成就,但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其理念、方法与话语传统色彩浓厚,自然不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更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位家长。
□俞祖华
中外历史上成功实施家教的家长不乏其例,梁启超是其中的典范,有学者称他为“中国家教第一人”。或许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其在教子育女上尽心尽力地全面投入,其所育九个子女的满门俊秀,其400余封家书娓娓道出的亲子之情,其家教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足以说明梁启超无愧于这一称号。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个个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学有所成,成为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栋梁之材。尤以“一门三院士”为代表,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于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子女也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三子梁思忠是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梁思达是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四女梁思宁是革命军人。
如果按世俗的眼光,比一比谁家的孩子发展得更好,梁家子弟自然不是最风光的,他们中没有大富大贵,均乃“百无一用是书生”。这里,首先有一个起点的问题,有的人出身于王公贵戚、政治世家,有的人出身于豪门大户,这样的二代想不富贵都难,如果发展得很好,不能说与家教毫不相干,但它很可能不是关键因素。梁启超告诫子女“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总是给子女灌输那种凡事靠自己、爱拼才会赢的理念。梁家九个子女不靠“拼爹”,不依赖父亲的名声,而是放开手脚走自己的路。在梁启超生前,也就是长子思成学成就业,父亲虽然没少操心、费心,但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没有选择父亲供职其间且又相对安逸的清华大学,而是凭自己的实力去了东北大学打拼创业,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其次,有一个择业与人生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梁启超要求子女不要追求名利地位、大富大贵,而是要努力争取有贡献于社会。他在家书中教导孩子们说:“你们各人要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又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便是一等人物。”
古代的士人为科举仕途而寒窗苦读,当下的学子为考公务员而趋之若鹜,但梁启超却告诫子女:“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在他看来,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非政治家所能比,他给思成回信时说:“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他要求子女不必追求飞黄腾达,也不必太看重物质财富,他说:“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可以支配。”
诚然,一个家庭的子女个个都有出息,也不是个案、少数,如“一门三院士”虽世所罕见,却也非梁家所绝无仅有。被称为“黎氏三兄弟”的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分别于1995、1996、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国医学界传为美谈。与梁启超对梁家三兄弟成长为院士起到重要作用有所不同,在黎家,由于父亲早逝,由长兄黎鳌接济两位弟弟并将他们引上医学之路,最终成就了一个家庭走出三位院士这一医学界绝无仅有的传奇。有的父母可能也教子有方,但没有留下诸如家书、家训、家谱、家属后人追忆之类的文本,使我们无从准确解读其家教经验并从中得到有益启迪。梁启超则不仅创造了满门才俊的家教传奇,也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家教理念与行之有效的家教方法。他的家教思想较集中地呈现在他写给子女的400余封书信中。梁启超家书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文本”。
在曾国藩、傅雷和梁启超三人中,曾国藩教子治家很有成就,但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其理念、方法与话语传统色彩浓厚,自然不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更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位家长。傅雷教子以严苛著称,作家楼适夷撰有《读家书,想傅雷》回忆:“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相比之下,梁启超引导九个子女通过各自努力在不同领域做出不俗业绩的经验,更富有时代气息,也更平实、更贴近寻常百姓。
(本文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著有《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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