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诸多新提法、新亮点、新举措背后,释放出哪些重要改革信号?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决定》起草组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区别于前6次三中全会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决定》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您认为《决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对于《决定》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我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提出“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个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和推进。
15项改革任务经济占了近一半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的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决定》内容只写改革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举措的,除非理由特别充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革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
市场地位从“基础”到“决定”,是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新提法?
杨伟民: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
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而不是缺乏定势、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第三,主体是多元的,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一环；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记者: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伟民: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与1992年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这一论断具有同等历史地位,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1992年的重大理论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会同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我国再争取一个20年的改革红利期,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环保单独列为政府职能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与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界定相比,《决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调节什么,怎么调节,并不明确,给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的空间较大,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决定》还强化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针对性。理论上说公共服务可以包括环境保护,但在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有必要单独列出。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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