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
中国是一个敬畏权力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权力一说话,咱们小百姓立刻俯首帖耳,连个扁屁也不敢放的。所以找工作、办执照、打官司……诸如此类的事情非找“门子”不可。“门子”者,权力之谓也。一件事情,对于寻常百姓,如同塌天大祸,但是,权力一句话,如同一个炸雷,漫天云彩一下子散去,不由人不五内俱热,感激涕零。旧中国的官场,有所谓“请托”之说,其实就是找有权的人从中说话。
这件事情发生在1927年,距今已有七十多年。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的父亲)任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要重新改组,但各方面推荐教授、副教授的信件已成堆。梅先生让钱先生起草国文系教师的聘任条件。这天,梅光迪先生领来一位先生见钱先生,介绍说:“这是支伟成先生,蒋总司令介绍给张校长!”一句话,我们也可知这支先生的来头了。一是由当时中国最高统帅介绍给校长,又由文学院院长亲自带来,那么,此人即使是白痴,安敢不任用为教授也?这支先生果然取出蒋中正的亲笔信给钱先生看。不料钱先生说:“总司令给校长的信,我不敢看!不过我觉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一小学教员,因为不在他职权以内；并且小学教员需要哪一种人和哪一种知识,做总司令的人,他不会了解。”
支先生大窘,又取出段祺瑞、孙传芳的两封信。原来这支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撰写的清代朴学大师传,寄给那两位“大人物”,段、孙二人来信称赞他。他想拿这两封信使钱先生惮服。不料钱先生却说:“大著读过,极佩宏通；不过因着段祺瑞、孙传芳的话,价值却减低了!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到送给季孙、陈恒(鲁国的权贵)看,得到恭维。”支先生怫然而怒,追问道:“国文系能否聘我为教授?”钱先生说:“正在拟订聘用条例,如果先生符合条件,即使没有总司令的信也会聘用,如果不符合条件,有总司令的信也难以从命。”支先生遂大怒而去。后来,钱基博先生终因人事上的权力掣肘,留下一信,不当这国文系主任,提着皮箱走人了。
这件往事,让人慨叹久之。不巴结权贵,看重读书人的操守,像钱先生这样的人如今还有吗?文人写了一本书,屁颠屁颠地送给权贵,如果得到赏识,立刻拿来炫耀,这不是常见的吗?堂堂总司令,既可任命军长师长,推荐人做个教授,算得了什么!从孔夫子那里开始,中国古时的文人历来看重操守,明末的阮大成、钱谦益因为品行有亏,被人骂了几百年。可是如今,讲操守的文化人有几个?像钱基博这样的先辈大约被视为傻子了吧!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