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个实验,人们看到,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一个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为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1971年夏日一个周末的上午,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警车呼啸,警笛嘶鸣,当地警方煞有介事地执行了一个大规模逮捕行动:警察们按照名单逐一敲开被捕者的家门,宣布指控罪名,搜身,戴上手铐,告知宪法赋予被拘捕者的个人权利,然后带走。
这一天,在斯坦福校园社区,共有9名大学生在警察的这次行动中被收押。在监狱迎接他们的,是由另外15名大学生充任的狱警。“狱警”们身穿卡其布制服,戴着墨镜,随身携带警棍、哨子和手铐,显示出他们在监狱所拥有的绝对权力。
在“狱警”们挥舞着警棍,装模作样的严厉指令和监督下,9名囚犯一一交出所有私人财物,脱光衣服,撒除虱粉,换上一身宽松的囚服,囚服前后印着他们的编号。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们不再拥有各自的名字,只被唤作某某号囚犯。
这是42年前发生在斯坦福大学里的一次社会心理学实验,实验监狱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所在的乔登大楼地下室,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创意和主持。帕洛阿尔托是一所大学城,有六万多居民,由于拥有斯坦福大学和众多的高科技公司而被称为硅谷中心。
42年前的那次实验,有上百名大学生看到报纸广告前来应征,他们接受了多项心理学测试和深度面谈,其中24名志愿者被最后选中,测试结果显示他们都是守法的、情绪稳定的、身体健康的正常普通人,心理的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普遍代表着中产阶级家庭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研究人员把这些选出来的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警和囚犯角色。在实验前,这两组普通大学生没有系统性的差异,但在实验中他们不再一样,9名“囚犯”将终日呆在监狱里,15名“狱卒”则三班倒。
实验结束42年后,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将这个研究的完整故事写了出来,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其中更多细节。
实验开始时,狱警们要求所有囚犯完全遵守由他们制定的许多规则,比如休息时间必须保持安静、囚犯之间只能用识别号码称呼彼此、犯人必须称呼狱警为“狱警先生”、每次去厕所只能呆5分钟且间隔必须在一个小时以上、犯人在任何地方见到狱警都必须起立站好……如果违反的话,就会失去包括阅读、写信、与其他囚犯说话等在内的某些权利。
随着实验的进行,后来,只要有一点点反抗,囚犯就会被剥夺进食、睡眠、清洗的权利。虽然狱警们被事先告知监狱里不能出现体罚,但狱警们还是想出了许多“不触犯规则”的手段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囚犯:数小时内不停地做俯卧撑、跳跃或是报数,徒手清洗厕所,在囚犯做俯卧撑时坐在他们身上,将囚犯长时间赤裸着单独监禁,甚至对囚犯进行侮辱人格的性羞辱……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坏事、会害别人?如果把一个好人放进一个坏地方,这个人究竟能够战胜环境,还是让环境影响他?通常的看法是,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禀性:遗传基因、性格特质和道德修养以及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可在这项后来被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著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津巴多教授得出一个相反的答案:在某种强大的社会情境中,人的本性会出现戏剧性变化。通过这个实验,人们看到,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一个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为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那些扮演狱警的学生,在原来的生活中本来是些反对暴力的好孩子,但在监狱中却富有攻击性甚至暴虐成性。而那些扮演囚犯的学生,原来心理都非常稳定,可是在这所监狱里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不正常行为:他们被动地屈从于命运,面对不公对待听之任之。津巴多写道:模拟监狱情境的力量,在狱警和囚犯心中都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一个功能完备的真实监狱。
由于这一情境太有力、太具破坏性,研究者不得不在模拟监狱刚刚开始6天时就中止了这项本该实施两周的实验。
这个实验启发我们摒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单化观念,使人们意识到,在善恶之间,并没有一道穿不透的藩篱。邪恶不仅仅会是“他们”,也可能会是“我们”。
因此,追求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靠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改善我们所处社会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最好呵护。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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