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天真地说:如果他不去国外,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 □丁东 每年10月到12月,是诺贝尔奖公布和颁奖的季节。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代表着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历来争议较少,一个多世纪以来却与中国大陆科学家无缘,不免让国人感到失落。 我因为从事口述历史,与高锴先生有过一席谈。高先生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多年,后来到全国人大从事立法工作,直到离休。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思想活跃,十分健谈。他曾结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和我漫谈这个话题。 高先生老家是上海金山县。祖父曾在光绪年间中举,不愿做官,办了两所学堂,除了讲授“四书五经”外,还教数学和外语,在当时相当先进。叔祖父高吹万是诗人,藏书十多万卷,其中孤本一千余种,非常珍贵,1949年后都捐献给了国家。1958年去世时,胡厥文挽曰:“南社早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帝鼎,梦断岳王坟。革命心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百首,一读一酸辛。”高吹万1903年还和高锴的堂伯父高旭创办《觉民》月刊,鼓吹民主革命,反对腐朽清廷,不惜冒杀头之罪,点名批判慈禧太后,在刊物上真名真姓,注出版社地址,真是英勇无畏!高旭因反清被通缉,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后秘密回国,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1909年发起创立“南社”。南社第一任主任是柳亚子,第二任主任是他舅舅姚光。高家老一辈人几乎全是南社社员。南社是当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进步知识分子组织。高锴的伯父高平子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拓者,1986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高平子”。高锴父辈兄弟七人,个个精于儒学,也都通晓西方文化。父亲是老二,诗词好,在上海大同大学学英语。三叔在震旦大学攻读西方文学,早年留学美国,学法律。堂哥和大哥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学建筑,后来都从事教育,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行者。 今天高家影响最大者是三叔的儿子高锟。他1948年随父移居台湾,1949年又移居香港,进入圣若瑟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再赴英国留学,1965年在伦敦大学所属的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从1957年起,他就研究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的运用,1964年,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纤维代替导线。1965年,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纤维进行长程信息传递,带来通讯的革命,并提出当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20分贝/公里时,光纤维通讯就会成功。1966年与何克汉共同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介。他在电磁波导、陶瓷科学方面有多项专利。1981年,第一个光纤系统成功问世。如今,超过十亿公里的光缆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宽带互联网,为全球提供数据。高锟也因此获得了“光纤之父”的美誉,于200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高锟得奖后,一些报刊记者得知高锴是他的堂兄,兄弟之间感情很好,于是跑来采访。有记者天真地说:如果他不去国外,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高锴对记者说:如果高锟留在国内,由于家庭出身,很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有幸上了大学,在1958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很可能被“拔白旗”;如果有幸做科研工作,到了“文革”时肯定会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批斗。总之,在极左路线下,如果他在国内将一事无成。 高锴的说法是实情,这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旁证。他自己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当年校风很好,毕业生里,两院院士出了几十个。1946年,高锴读高中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党组织决定让一批党员考大学,那时大学是各自招生,高锴报考四所大学都考上了。他原想上北京大学,组织上让他去教会大学,他便入读燕京新闻系。1951年初,组织决定抽调他去北京市工作。组织一声召唤,他根本不考虑学业是否从此中断,第二天就背上铺盖卷到北京市委报到,给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崔月犁当了机要秘书。 1955年肃反,高锴的父亲被捕,罪名有三:恶霸地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改。高锴因此成为机关肃反的重点对象。批斗会上逼问: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丫头?有多少枪?高锴无奈地回答,我家多的是书。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也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认定他思想复杂。支部要把他劝退出党,崔月犁支持他申诉,他才得到平反,但档案中还是留下了大量虚假材料。他看在机关待不住,于是要求做新闻工作,去了《北京日报》。1957年3月,中南海召开鸣放座谈会,报社派他去采访。《人民日报》报道称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问题。高锴在场,认为报道不实,写了一封信说:“章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写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使他大难临头,只好找崔月犁求助,崔月犁给周游总编辑、范瑾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说:“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很多年了,人是很热情的,工作积极努力,但是政治水平低,思想糊涂。”把性质说成“人民内部”问题。周游对高锴说:“你怎么那么糊涂!”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定为严重右倾,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旦被贴大字报,就难以挽回。社长范瑾说:“你还是好同志,但是思想太右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啊。”高锴以“戴罪之身”下放石景山区鲁谷村劳动,崔月犁到石景山区搞调查研究,特意到他的小屋里住了两天,村干部对他的态度才温和起来了,算是躲过了一劫。所以他试想:如果堂弟高锟不走,能更幸运么?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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