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务堂
1955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离家仅一箭之遥的嘉祥二中。二中虽然地处农村,但却是嘉祥县建校最早的一所中学。校长刘伯羽是位“老革命”,配有勤务员,是当时我们县教育系统最大的官。据说当时教育系统开会,大家都希望我们校长参加,只要他参加,参会人员的伙食费就可以每人每天增加两毛钱,就能吃到肉了。1958年我考取了母校的首届高中,当时实行文理分科,我考的是文科,学制两年。1960年我从母校高中毕业。
■艰苦的办学条件
嘉祥二中坐落在一户地主家的院落内,后面盖了两排青砖瓦房,那就是我们的教室。室内没有天花板,大梁就悬在头顶上。记得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小壁虎落到一位女同学的脖子里,吓得她大叫起来。
我们教室后面是操场,当时学校没有围墙,而是在周围种了许多带刺的洋槐树当围墙。学校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洼地,方圆五六十里不见村庄。夏天是茫无涯际的绿色海洋,雨季到来,则是一片汪洋泽国。直到1960年我高中毕业,学校都没有电。每个教室在大梁上挂一盏汽灯,发出呼呼阵风似的声音,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汽灯很怪,过不了半小时就会自动变暗,这时就必须重新打气,使它再慢慢变亮。夏天时,因教室通风好,学生尚可忍受,可一到冬天就惨了。记得冬天上课时,实在冻得受不了了,老师就叫我们跺跺脚。下课后,我们就靠着墙根或在院子里两三人或四五人互相挤碰以取暖。当时我们把这种活动称之为“挤油”。
我们那一届是初中七级,共招生217人。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分为四个班。记得开学后的一天下午,领导要新生到操场上集合,按身材高矮站队。然后要学生按“一二三四”的口令报数。结束之后,领导宣布,报“一”的为一班,报“二”的为二班,以此类推。因为我报的是“二”,所以就分在了二班。
■“难解”的物理题
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我对一道物理考试题至今难忘,原因是,全年级217人,只有一人答对了这道题。题目是:“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假如你跳一下,你会落在原地,还是会落在原地的后面?”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更不用说坐火车了。于是我们只好凭想象认为,那肯定是落在原地的后面了,因为在你腾空的那一刹那,火车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结果,试卷发下来之后,同学们都傻了眼,全都是错号,只有一位老师的女儿答对了,因为她坐过火车。教我们物理的是一位姓蒋的老师。我说:“蒋老师,怎么可能落在原地呢?”蒋老师微笑着回答:“你想想看,地球转得快不快?”我说“快”。他接着说:“那你现在跳一下,看看落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依然不解,心想:老师,你怎么能拿火车跟地球比呢?
由于学校地处农村,帮助农民劳动是很自然的事。记得上初一时我们曾帮助农民打过蚂蚱。学校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夏初经常有蚂蚱肆虐,于是全校出动,每人手拿一个旧鞋底和木棍绑在一起的“拍子”,师生千余人,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到地点后,分班一字排开,我们一边打一边把蚂蚱赶到地头预先挖好的沟里,然后用土埋上。
■无奈的“除四害”
我上初中时,“除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时人人一个苍蝇拍,不上课或课间操时,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到厕所去打苍蝇。把苍蝇打死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小瓶里,然后一个一个地数给卫生委员,由他记录下每人的“成绩”,每天公布。据我记忆,数完苍蝇后,没看见谁洗过手,当时学校只有一口井,而且离教室很远。
打麻雀必须在晚上。所以,一到晚上,我们就扛着梯子到农户家的屋檐下去“摸”麻雀。逮着麻雀之后,将它的两条腿剪下来,然后交给卫生委员,两条腿算一只麻雀(注:后来一位生物学家向毛泽东建言,说麻雀是益鸟,吃害虫,功大于过。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言,“解放了”麻雀,替换成臭虫)。
捉老鼠更是困难,必须在家里床底下放老鼠夹子。每次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老鼠夹子逮着老鼠了没有。如果有,那真是如获至宝,心里乐开了花,立刻把它的尾巴剪下来装进口袋里,然后带到学校交给卫生委员。
后来,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们学校也建了一座高约十米的“炼铁炉”。不知为什么,当时需要石灰,而我们那里又没有这玩意儿,只好到50里外的县城去拉。记得当时我们班借了一辆马车,由班长驾辕,十几个男生用绳子在两旁拉。我们是下午出发的,到了县城已是掌灯时分,安排在县一中住宿。有一位同学跑到城里去观景。回来后他异常高兴,我们问他看见什么了,他说他看见汽车了。要知道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啊!
我在嘉祥二中学习了五年,给我留下的回忆有酸也有甜。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有些往事至今难忘,令我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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