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会议两天,满满的七场学术活动,再加开幕式、闭幕式,从第一天8:20到第二天18:00,竟全部是学术、学术、学术。
近年来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当然首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科研经费所剩无几,向别人求助——无论多么熟悉的朋友——总难免“颜厚有扭捏”。其次是因为现在的学术会议的“入场券”已经不那么好拿,你得先提交论文,审查通过后,才发给正式邀请函。我自退休以来,因为无需按时填报科研成果,也就不再勉强自己去撰写那种自己写得吃力、别人更看得难受的论文。去年在济南召开的文学史会议,是我的母校举办的,又连续接到几通催促的电话,就去“蹭”了一把。这回去南京开鲁迅研究的会议,我还是写不出论文,就与过去的学生“联合署名”,又“蹭”了一把。我把这种不太光彩的“参会”方式,称之为“蹭会”。然而,这“蹭会”的经历,却让我感受到了这两年学术会议会风的变与不变。
最近三年,我印象最深的三个会议,除上述二者外,就是前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期刊200年”的撰写研讨会。会上,因为还有严家炎、张伯海、孙玉石、宋应离、吴福辉等若干“30后”人士压阵,我至老也不过是老头中的中老头。去年就不同了,按年龄排序,我已经进入前十,终于混上了一个时段的“主持人”的角色,发言的位置明显地前移了不少。今年三月在南京,我就跃升前三,被许多人恭恭敬敬地称为“前辈学者”,真是听得心惊肉跳啊!
过去参加的会议,不少是各种研究会的年会,人员层次颇为复杂,有各级领导、特邀代表、名誉会长、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各地区推选的代表等等,还往往有人携带批量的研究生赴会学习。参会的人数,动辄数百人。举办方光是安排不同规格的食宿,代购返程的火车、飞机、轮船的票子,收取会务费、住宿费并返回可以报销的单据,组织会后的“文化考察”,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些特殊的代表和非代表,接待的规格,都不那么容易拿捏得分寸恰好。会议日程,一般是大学者大会作报告,中学者大会限时发言,再一般的学者小组里说说,年轻人也就是听听。因为人多,研讨的中心也松散分歧,莫衷一是。各人自说自话,说完拉倒。对于自己并无兴趣的话题,不少人选择逃会来表示异议。主席台满满而听众席上寥寥的尴尬,并不是个例。
这次去南京参会,毕竟是江南啊,南京的街区,望中是一片乱红浅草景象。更令人新奇的,则是会议的安排。晚饭后恰好路遇匆匆赶来的刚刚升任南京师大副校长的朱晓进教授,我马上拉住他“讨债”:做了大官,不请老朋友吃饭,这合适吗?没想到他竟然未置可否,笑笑就走开了。当时我没有细想,后来颇觉得人情凉薄,偶聚小酌,有那么为难吗?我开始有点感慨起人心不古来了。但回到宿舍,看清楚会议日程,就马上感觉错怪了朋友。日程上明确注明:所有的饭,都是自助餐,没有一次宴请!自助餐上,也不备酒水。会议两天,满满的七场学术活动,再加开幕式、闭幕式,从第一天8:20到第二天18:00,竟全部是学术、学术、学术。而且,会后竟没有安排惯常的“文化考察”。“会议须知”明确规定:“会议不组织旅游,会后想要在南京游览的专家请自行与旅行社联系,会务组也可代为联系旅行社。”耳目一新啊!会风丕变,或许正是时代的缩影,昭示着人心的向背!
会上,见到的大多是交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朋友,但也不乏慕名已久的学者。前者,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有的还是在读的研究生,有的不过是助教、助研,而今,却大都是学科带头人,光鲜的头衔一大堆,身后的研究生也一大群。不过年龄也都在六十上下矣,有的头发已经提前下岗,倒彰显出智慧在闪闪发光；后者,虽然过去没有见过,但与想象中的满腹经纶、见解独到,遇到关乎国家民族的事情,立场毫不含糊,态度决不暧昧,仿佛也并无二致。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如此偏远的海隅山陬默默做的一点小事小情,他们却一清二楚、如数家珍。我们自己人并不太看重的一些过往的“贡献”,他们却屡屡称道不已——这怎不让人感到人心依然是公平的,友情依然是真诚的!
我的年龄在变,会议风气与学术追求在变,而友情不变；人事安排在变,物价在变,而良知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我好像依稀触摸到共和国跳动的脉搏,感受着时代风雨在迅疾地掠过上空。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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