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春节期间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女人,在总体上放弃自己太早了》,文章一开头就很吸引人:
我经常同老公开玩笑:我到80岁还有人追噢,别人迷不了,82岁的老头没问题吧。先生也凑趣,故作咬牙切齿状:你敢,看我怎么煮了你。我更来神:老太太有什么不敢的?活到那岁数,修成个绝代佳人不说,还有纵横天下的色胆儿,这年头谁怕谁啊……
作者之所以口出狂言并有此妙论,是因为她认为女人应该是“二十岁活青春,三十岁活韵味,四十岁活智慧,五十岁活坦然,六十岁活轻松”,到“七十岁就成无价之宝”了。正因为如此,她觉得“从整体来看,中国女人似乎缺乏美丽到老的信心和追求”；但在法国,年过古稀却“仍旧风姿绰约的普通女性比比皆是”。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两位“女神”。
我是1958年考上初中的,因为正好赶上“大跃进”,所以那一年特别好考,简直是有多少要多少。上了初中以后,却遇上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于是到了1961年考高中的时候,又变成百里挑一、难上加难。
初中三年,我们的学习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不是搞政治运动就是下乡支农,能够正常上课的时间很少。当时评判学生的标准不是学习成绩,而是政治思想和劳动表现,所以年龄大一点的同学比较占便宜,其中最大的便宜就是当班干部。
上了高中以后,教育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其特点是强调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不久校方决定恢复期中考试。经过一番比拼之后,班里一位小女生大爆冷门,居然以四门主科满分的成绩名列第一。为此教导处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给予表扬。期中考试以后,班里调整干部,班主任指定她当班主席,让另一位女生当学习委员。这两人除了成绩优异以外,还具有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等特点,于是她们二人便成了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我记得这位班主席和我一样都是6岁入学,上高中那年才15周岁。她个子矮小,一头短发,当众说话特别爱脸红。但是当了班主席以后便很快进入角色,除了在班会上滔滔不绝之外,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下乡劳动,她都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一位超乎寻常的“女汉子”!学习委员的年龄虽然稍大两岁,却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女强人。
1964年高中毕业后,班主席因为父亲是“右派”,勉强考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而我却因为政审不过关被大学拒之门外。后来才知道,如果没有学校的保荐,她的命运应该和我一样。相比之下,学习委员则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考入一所重点大学。这所大学是我的第一志愿,因此我隐隐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感觉。
一晃50年过去了,我已经到了望七之年。春节期间一位老同学打来电话,谈起中学时代的这两位“女神”,不禁感慨万端。她说去年与几个同学组团旅游,顺便去看望了一下“失踪”多年的学习委员。见面后才知道,这位“女神”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油田工作。因为条件过于艰苦,她随丈夫调到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又因为这个单位不给家属安排工作,所以她只好进了一个很小的施工单位。多少年来,尽管她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却无法施展才华,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最后她只能拿到比下岗工人略高一点的退休金。如今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照看两个孙子,并且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小家伙身上。至于她自己,则早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不修边幅的老太太了。我估计,她的一生除了青春之外,所谓韵味、智慧、坦然、轻松和美丽到老的信心之类,早已被无情的命运剥夺殆尽。
与学习委员相比,班主席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老母亲身上。她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工作,恢复高考后还多次代表学校返回省城招生,顺便看望年迈的双亲。老父亲去世以后,她把母亲接到北京。如今她母亲已经瘫痪多年,后来又患了老年痴呆症,于是她要用所有时间和精力来护理母亲。
前几年我刚到北京,曾打电话约她见面,却被她婉言谢绝,这让我很不舒服。后来才知道,老母亲已经到了一刻也离不开她的地步,不用说出门约会,就是有人登门拜访,她也害怕因为招待客人而耽搁了照顾母亲。
正因为如此,当年的两位“女神”为什么会过早地放弃自己,就成了我想寻找的原因。就个人而言,她们当时是在“重理轻文”的思潮下选择理工科的。从表面上看,这种选择能让人拥有进可报国、退可糊口的一技之长。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理工科教育只能是把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的一种手段(爱因斯坦语)。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重理轻文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就社会而言,如今国家虽然拥有雄厚的财力,但在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上的投入却很欠缺。因此两位“女神”只能为老人和孩子牺牲了自己的晚年。
与如今的中国大妈相比,两位“女神”可能属于个案。但无论是抢购黄金被套牢还是跳广场舞被泼粪,大妈们仍然会给人一种无比辛酸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女人来说,要想像法国女人那样拥有风姿绰约的晚年并优雅地老去,恐怕还需要一场新的启蒙。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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