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春
中国人向来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这是否正是败坏我们自己的根源呢?今天如果不为我们的孩子而战,不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又能指望谁来做这件事呢?
马克思和我儿子拥拥从四年级到五年级一直都是好朋友,两人放学后经常一起玩,我与他妈妈莉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天莉亚告诉我,马克思可能要转学了。我很吃惊,因为谁都知道,在孩子上小学期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最好不要转学,一来不同学校的教学体系有差异,二来孩子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同学需要适应。
询问之下,才知道其中蹊跷。马克思回家经常说自己害怕老师李阿娜,说老师太严了,还偏心。要知道,严格不是问题,偏心歧视才是焦点。无论什么原因,教师的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视同仁,不得厚此薄彼。家长一旦发现老师偏心,可以到教育部投诉,老师可能会被吊销上岗证,终其余生都无法再当老师。
莉亚说昨天刚找了校长反映情况,校长让她先和老师李阿娜谈谈。一会儿下课后她就与老师谈话,看看结果如何,不行的话就要给马克思转学了。说再见时,莉亚眼圈红了,跟我说:“我必须为马克思而战!”
西方人非常重视孩子的童年,一个快乐的童年胜过一个好教师。与绝大部分荷兰人一样,莉亚唯恐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其实自从升入五年级,我的儿子也时常回家抱怨,说老师太严了,一点小事就使劲盯着看,直到改正了为止,还说自己很想再回到四年级,那时的老师脾气很好。
听后我并没太往心里去,只是以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告诉他:“玉不琢,不成器；教不严,师之惰。老师永远没有错。”我也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很多理念都大相径庭,可没想到在这件普普通通的小事上却如此天差地别。到底孰是孰非?
第二天遇到莉亚,问起昨天和李阿娜约谈的情况如何,莉亚显得很高兴,说马克思暂时可以不转学了,因为老师李阿娜没想到孩子们会跟家长如此反映,此前已经有一个同班女孩因为惧怕老师而转学了,她妈妈与李阿娜大吵一顿后带着孩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在西方,绝大部分小学都是私校,一个孩子退学意味着市政府少给学校一份补贴,而这些补贴正是教师们的工资来源。虽然是私校,但不向学生家长收费,由市政府统一调拨经费。如果李阿娜继续导致学生退学,校长肯定会炒她鱿鱼。
李阿娜问莉亚,出了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找自己谈而去找校长?莉亚直言不讳:“因为我也觉得你很难沟通,我和马克思有同感,也不喜欢你。”莉亚西方式的直肠子让我吃惊不已,更吃惊的是李阿娜听到这话后居然当着莉亚的面哭了!她说自己真不知道竟然给大家留下如此坏的印象。
莉亚告诉我,李阿娜过去教过的六年级孩子也很害怕她,这是一个邻居女孩说的。莉亚把这件事也告诉了李阿娜,令她羞愧难当。我这才想起儿子拥拥也心存恐惧,甚至都不想上学了。莉亚听后说:“你得去找校长。”我说:“还有半年,忍忍就过去了,升六年级肯定就换老师了。”谁知莉亚急赤白脸地说:“你还是个合格的妈妈吗?为什么你的儿子无故受伤害,你却袖手旁观?”
莉亚只是一个家庭妇女,马克思出生前,她做游泳教练,孩子出生后她就辞掉工作,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她说自己的童年受到忽视,不能让马克思重蹈覆辙。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幸福的童年才能攒足能量迎接成年路上的风雨来袭。
莉亚最后的几句话让我下定决心为拥拥争取本该属于他的合法权益。莉亚说:“你不能这样,你得为其他孩子想想。马克思和拥拥这个班升了六年级,四年级的孩子也会升五年级,还得跟着李阿娜,伤害会继续。如果大家都去校长那儿反映情况,要么李阿娜做出改变,马上停止伤害学生；要么校长就让她走人,换称职的老师。”
本来我以为莉亚小心眼护孩子,谁知却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我看来小小的一件事,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兰家庭妇女眼里竟然被上升到如此高度,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告别之时,只听莉亚在背后大声说:“社春!为孩子而战!”
回家的路上,我浮想联翩:中国人向来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这是否正是败坏我们自己的根源呢?今天如果不为我们的孩子而战,不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又能指望谁来做这件事呢?
(本文作者为旅荷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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