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正
陆晋如是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谁也想不到他是山大校长陆侃如的弟弟,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
陆晋如潇洒倜傥,谈吐不俗,但很“另类”的是他的人缘极好。在我们那班,城乡学生之间充满隔膜,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城里同学大多走读,男女交往随便,嫌乡下同学“土气”；而乡下同学大多住校,自成圈子,与城里女生绝少交往。陆晋如却很个别,既可以跟乡下来的男生一块儿去洗海澡；又常常应邀跟城里活泼开朗的女生一块儿去看电影。跟什么人都和睦相处,轻松自然,毫不拘谨。后来成为电影《甜蜜的事业》编剧的田芬,当年是“十大美人”之首,鼻孔朝天,居然请他一道去参加旅青艺术团体举办的赈灾舞会。
陆晋如不常提到哥哥,可偶尔表态却谈锋甚健。有一次说到他哥哥:“他是误入白虎节堂!把学者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俗物上了。”他的哥哥就是陆侃如,当时极为罕见的学者官员。
在人们心目中,陆侃如和冯沅君这对夫妻教授,是知识分子神往的天地绝配。然而,一见了面,现实把想象中的偶像几乎砸得粉碎。冯沅君这位既能写作又精科研的教授作家(笔名淦女士,五四时期名噪文坛)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个村妇一样在飞针走线补袜子,而陆侃如则坐在书房里埋头疾书,完全不知道弟弟领了同学来,晚些时候才知道陆侃如是“汗脚”,淦女士为其所苦,竟不知道世上有尼龙袜子。他俩没有子女,房间显得过分空旷,静得无声无息。当然,垒到屋脊的书橱为小楼增添了浓郁的学术气息,还有那摞在门边的一堆木板箱,令我联想到报端的文章:这大约就是那十万张卡片的藏身之地吧!
不过,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确实“低能”。慈祥的知识女性拿出糖果来招待我们,竟是存放久了粘在一起的过期货,冯先生剥纸也笨手笨脚的。
在青岛最后一次见到他俩,是在反右派斗争期间,陆晋如病了,我们去探视,只见冯先生在炖肉,怕我们见怪,先做解释:“政治上该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生活上该照顾,还得照顾。我们不会离婚!”而陆侃如却只是凝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再见到陆侃如时已经是1962年了。那时政治气氛和缓,曲阜师院不仅让右派教师王锡昌等登台讲课,还邀请了陆侃如、高兰等到校开设专题讲座。陆先生讲《文心雕龙》博得一片喝彩。我到招待所里拜访他,一见面他就喊出了我的名字,记忆力之强让人惊讶。于是开始了轻松而散乱的对话,自然说到了讲课。我讲了王锡昌教授被剥夺了讲课权利的原因是在宿舍里悬挂着与司徒雷登的合影时,陆侃如不假思索地说:“珍惜师谊,无可厚非!”锋芒毕露,丝毫不减当年。
“当年有人诋毁你是‘读类书起家’,晋如不客气地批评是‘文人相轻’!”这可能触动了先生,“我一向认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生读书奉张溥‘七焚’(也做七录)为圭臬。可惜我懒,未能‘七录’,但坚信‘借书不如抄书’,我是‘笨鸟先飞’,就做卡片。很佩服那些说我没系统学问的才子,可惜他们的学问怎么说也算不得渊博。读类书不一定没出息,但务广而疏,不做卡片容易忘,只好多多益善了。”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把这次谈话当成了五年之后的“补课”,一直作为自己治学的指导。我也多多益善地做起卡片来,“文革”中被焚烧,纸灰竟装满了半个小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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