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堂
禁酒了,称不称得上喜大普奔不知道,反正俺很受用,可回老家就一定要喝酒。俺那个地处烟青交界处的小山村啊,酒风可真不是一般凶猛。节假日一定要喝,结婚生子盖房一定要喝,就连死了长辈树个碑迁个坟啥的也一定要喝。而且一喝起来就得喝个轰轰烈烈,最好能有几个醉在床上几天爬不起来,那才算主人够热情够意思。每年过年那几天,俺媳妇说了,别的地方空气里流淌着鞭炮的气息,而俺村,浓浓的酒香连天上飞的麻雀都能整醉。
据俺爹说,俺村的酒风那是源远流长。他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满大街都是醉汉。俺那儿的风俗,正月初一早晨天不亮(俗称“午更”)就要出门到本家和邻居家拜年,每家只要有成年男人就要准备酒还有几样简单的小菜儿招待来拜年的人。可是像俺爷爷那样给人家扛活的(也就是长工或短工),一年之中也只有过年时才能喝上酒,大年三十中午在自己家可以喝一点儿,正月里到亲戚家或亲戚来了,也可以喝一点儿。如果年头不好,那就连“一点儿”也没有了,哪儿还有能力准备酒菜招待别人啊?但劳动人民的智慧确实是无穷的,爷爷几乎每年“午更”都起得特别早,搞完祭天祭地祭祖所有仪式后,连饺子都不吃就出去拜年了(奶奶说他是让酒馋的,爷爷说是省着饺子给老婆孩子吃,俺都信),先把本家的和邻居拜完,然后就直扑地主家。在爷爷嘴里,地主家一般是有余粮的,却不是那么万恶,这一天只要是来拜年的,酒一律管够。更重要的是,爷爷到别人家喝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妻和幼子,是不用招待别人喝酒的。像爷爷这样聪明的穷人不算少,因此每年正月初一早晨,地主家门前那条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喝醉酒的男人们。爷爷说他从来没醉倒街头,那个谁还有谁谁谁,几乎每年都醉在大街上。后者我信,前者,呵呵。
俺曾不解地问爷爷:“不回家就不回家吧,为什么一定要喝醉呢?多遭罪。”爷爷说:“人有脸树有皮,你以为大过年的在人家家里蹭酒喝滋味好受啊?俺也想排排场场坐在热炕上招待别人啊,可是没办法,穷啊!有时候年头太差了,也是有意喝醉的,醉了就可以不听你奶奶啰嗦了。因为我躲出来了,她可得在家里接待别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她也臊得慌,所以我一回家就成了她的出气筒了。”
改革开放了,爷爷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父亲说,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大家都喜欢寻找当地主的感觉,攒了一年的酒,一定要让来拜年的喝个够。爷爷已经不需要出去拜别人了,静静地坐在热炕上等着人家来磕头。酒当然一定要喝的,但既然是喝自己的,就仍习惯地说“这酒不错的,你干了,我抿一口”。
爷爷他们退出酒场了,父亲他们隆重登台了。“在你家要喝足了,可是俺家也准备好了,那咋办?”“简单,在俺家喝完了,再到你家去喝!”于是,那几年正月初一大街上的醉汉一点没减少。不同的是,分布得位置不再那么集中了,比以前要均匀得多,也很少有人笑话。婆娘们在家里也喝,粗躁的脸上泛着红光,很幸福的样子。
再后来的变化就是俺中学作文里经常提到的“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了。不变的是酒风,虽然喝酒的日子越来越多,但过年那几天的酒依然那么必不可少,甚至喝得更加猛烈。原因很简单,虽然钱越来越多了,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过年那几天在外打拼的人回家了,大家才能聚到一起。
可怜的俺啊,天生酒精过敏,城里人都文明了,你说不喝一般不会过分的勉强,可回到村里就逃不了了,人家都不信,说你爷你爹都能喝你就别谦虚了,结果最后喝醉了人家还批评说“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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