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珍
1962年5月,我在平度五中初二上学,正在复习忙于升初三的关键时刻,突然接到家里的急信,说父亲病危。接到此信,升级考试也顾不上了,父亲要紧,生怕见不上最后一面,就急急忙忙往家赶。在外地工作的哥嫂们也都回了家。经大夫极力抢救,父亲终于转危为安。过了一个星期,哥嫂们都一一返回外地工作岗位。可我升学考试已过,要上初三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当初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社员,以我家为例,当时我家有父母、六哥和我共四口人,只有六哥参加劳动,父亲有病,我上学,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二角钱。那时没有化肥,也没有农业机械,我们村属于涝洼地,春天干旱,秋天雨涝,粮食产量很低,年人均粮食只有80多斤,说吃糠咽菜并不为过。不但如此,每年我家还倒欠生产队一百多元钱。刚考上初中那阵,因为生活困难,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上学怎么办?三嫂家在青岛,父母没有工作,她有姊妹七个,生活也非常困难,他把家里最好的被子带给了我。三哥月工资不到40元,邮给我5元钱才交上了学费得以上学。当时上学要自带粮食,家里吃饭都成了问题,哪有粮食让你带到学校。我四哥在大连海运学院教学,经常要带学生实习；三哥在烟台地区粮食部门工作,三天两头下乡。嫂子们上班,孩子没人看。为了减轻家里吃粮困难,我母亲就去了大连、烟台,两地来回跑给他们看孩子。我父亲腿不好,又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些都顾不了了,还好我六哥在家参加生产劳动,多少还能照顾一些。
家里没有粮食可带,只好常往家跑带些菜团、咸菜。冬天还好,夏天菜团水分大,放两天就酸了,拉了老长的丝,虽然这样也舍不得丢,到食堂花二分钱蒸蒸吃也觉得挺香。我上初中二年,从来没有在学校食堂吃过一次炒菜,吃过一次馒头,看个别有钱的同学拿钱买炒菜、馒头,羡慕得要死。回家拿饭,要等到星期六下午上完二节课才能往家跑。那时我15岁,等下完二节课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冬天顶风冒雪,还要赤脚淌过有冰的白沙河,到家已经全黑了。最难的是夏天,走到一半路程,天也快黑了。回家8里路要过一段很长的两边长满玉米的小路,有人在那里听到过狼嚎,我走过那里心里一直颤抖着,怕突然从玉米地里窜出几只狼。我独自一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就死定了。
有一次回家,半路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淋成了落汤鸡,等爬上离村一河之隔的白沙河堤,我傻眼了,白沙河正发大水,一里宽的河面,浪涛滚滚,被冲走的树木在河面上翻滚,夹杂着死猪羊、杂木,在我村东拐了个弯,向西南狂泻而去。河上没有桥,虽然我是村里同龄人游泳“高手”,也不敢贸然下水。我蜷着发抖的身子,听着咆哮的河吼声,默默地望着河对岸我家大槐树的轮廓。等啊等啊,白沙河涨水快,退水也快,两小时左右,水有些退了,我便脱了衣裤,包在包袱里,斜跨在肩上下水了。水急浪大,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游到半路,连呛了两口水,拼死也要游过去。游到河边,已经是离村三里外的王格庄对岸了。庆幸的是我没淹死。上了河堤,我拧干了衣裤穿上,迈着疲惫的步子向村里走去。父亲见到我平安回来,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眼里含着泪,喃喃地说:“上学难啊……”
父亲在我回家之前,拖着病腿、忍着哮喘病推石磨,为我准备上学的食粮。我每次回家都把家里吃的扫荡一空,父亲、六哥也就没什么可吃的了。每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酸痛,就流泪。所以自父亲病危好转以后,我就坚决不再上学了,哪怕在农村修理一辈子地球也不后悔。二哥得知我不再上学的事后,特地回家做我的工作,还批评了我半天,为此我哭了一天,两天没吃饭。二哥、父亲终于妥协了。
1964年春,听同学说公社里要举办卫生学习班,考试合格后才能参加学习,主要学习中医基础,将来为各村筹备赤脚医生。我喜不自胜,终于能为父亲治病而努力了。报名考试的就有50多人,我经过充分复习准备,顺利考完了全部考卷。20天后,其他参加考试的人入学通知陆续发下来了,可我左等右等通知就是不来。难道我考得不好?经过细细打听得知,并不是我考得不好,也不是我家庭成份有问题,反而是我成绩好才取消我的学习资格!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考得好反而被取消资格,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年月,可能是极左思想作怪,怕知识越多越反动吧。
那年八月十五刚过,父亲的哮喘病严重发作,我始终也没得到学习中医的机会帮父亲减轻病苦,他老人家终究斗不过病魔,弃世而去,这是我一辈子难以磨灭的痛苦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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