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他干了一件“人咬狗”的事情。章开源老先生要咬的那条“狗”,是当代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头衔的终身制。
舆论界有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根据这个逻辑,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他干了一件“人咬狗”的事情。
既然如此,88岁的章开沅老先生咬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狗”呢?章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章先生说自己坚决辞去资深教授,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他已经年近九旬,希望有点晚年生活,以便看看病、会会朋友；第二,如今大学的科研经费和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的人倾斜,造成许多学术不公,所以他想带头自我革命,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由此可见,章开源老先生要咬的那条“狗”,是当代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头衔的终身制。
章先生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还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的这一举动让我想起了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蔡先生191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曾经多次请辞校长职务,其中有两次引人瞩目,影响很大。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其中提到他辞职的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北京大学校长是兼任职,属于半官僚性质,所以他不仅天天要处理一大堆无聊的公文,还要与教育部的官僚打交道。但他是一个痛恶官僚的人,因为不甘心仰其鼻息,所以要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第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他到北京大学以后,只是稍稍开了点风气,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参议院的干涉。所以他悲愤地问道:“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第三,他不能回北大再任校长,是因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他还说:对于这种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由此可见,除了时代不同、个性迥异之外,蔡先生这次辞职的原因与章先生非常相似。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个人目的,不惜蹂躏人权、干涉司法的行径,再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为此,他在辞职宣言中痛切地指出:“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这份辞职宣言发表以后,胡适不仅把它刊登在《努力周报》上,还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在题为《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一文中,胡适一针见血地说:“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的罪。”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心死证了。”看到这里,我想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至少也是一种正谊的呼声吧。
就在同一期《努力周报》上,还有徐志摩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之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不仅认为蔡元培是一个“南边人说的‘憨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还明确表示:“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写到这里,我想这“积极同情”四个字,也应该是我们对章开沅“咬狗”事件所抱的态度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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