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临终前他拄着一根树枝,围着一棵开着白花的野生的茨菰,转了一圈又一圈,痴痴地嗫嚅着:“真美呀!真美呀!”
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声讨胡风前,吕荧的一篇评论曹禺剧本《明朗的天》的文章刚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一定是怀着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自信去参加争论的。他被轰下来之后,也没觉得多么严重,大不了像几年前在山大那样吧,因此散会后他就去拜访胡风的夫人。他肯定想不到会被“隔离审查”。
隔离审查为时一年,1956年6月解除,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论文《美是什么》,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公开宣布为他恢复名誉。当然,他这次又可以说“我是对的,你们错了”,不过这时他的心情已大大不同于山大风波之后了。公安部主持的一年“隔离审查”使他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身体和精神都大受摧残。我听韩长经同学(在山大中文系比我高一个年级,毕业后留校任教)说,他到北京多次见到吕荧,吕荧患了精神分裂症,时轻时重。吕荧煞有介事地说:公安部进口了一种最新仪器,能够测知人的脑子里想什么。我虽然放出来了,公安部仍然每天朝我发射电波,探测我的思想。电波有强有弱,每次发电波我都有感觉。一次一块吃饭时,他突然大叫:头疼!电波来了,很强很强的一种!
他仍然坚持研究和翻译,1957年、1958年、1959年每年都有论著或译著出版,1962年还发表了美学论文《关于“美”与“好”》。他始终坚持“美是主观的”,和主流看法抗衡。
1964年春,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济南市一所中学教书,忽然接到他的一封挂号信,是用毛笔写的,信封的下端醒目地写着“北京吕荧”四个杏子般大小的字。我拆开信封,里边有一本我听他讲《文艺学》的课堂笔记,他当年要了去,一是要为我订正,二是要作为参考,准备把讲稿加以整理,正式出版。这计划已成泡影了。他信中的“您的笔记奉还”几个字,该有多少画外音!信中还说他这些年“乏善足陈”,估计我“在思想和学业上定有长进”……他只字未提我们那次不愉快的分别,却留了详细的地址,希望我给他去信。我沉思良久,他一定是从韩长经等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情况,他为什么不避嫌疑地给我这个摘帽右派来信呢?我隐隐地感到一丝温暖。我给他写了回信,付邮之前,一位好心的同事建议:现在在搞“社教”运动,吕荧属于敏感人物,回信还是要给校领导汇报一下。结果,回信没有寄出,吕荧的来信和我的那本笔记也交给了校领导,从此再也没有收回。
改革开放后,我获得新生,打听到了师妹潘怡、潘悦的地址。她们在困境中顽强拼搏,都成了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才,这和爸爸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从她们那里,我了解到吕荧先生晚年的悲剧。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他就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和“持刀威胁革命群众”为由逮捕,起因是为了生活琐事和邻人争吵,当时他正削着苹果,不由得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这让我想起当年“刀砍保姆”的传说,这次可没有那次幸运,竟被押赴清河农场强制劳动。临走仍旧不忘带上他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几根夜间写字用的蜡烛,夹层还藏着未写完的美学著作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草稿。他像梦中人一样,仍以为可继续文字生涯。他在农场被折磨得疾病加重,带病出工,食不果腹,更谈不到医疗,最后体重不过五十斤。临终前他拄着一根树枝,围着一棵开着白花的野生的茨菰,转了一圈又一圈,痴痴地嗫嚅着:“真美呀!真美呀!”1969年3月5日吕荧含冤而去,年仅54岁。一同劳动改造的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姜葆琛对他多有照顾,为他送了终,后来写文留下了他最后的剪影。1979年5月31日,公安部决定“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每次想到吕荧先生,我都思绪万千,又觉得说不出话。现在我已年过八旬,享受到了吕荧未曾享受的宽松,却无端地在脑中盘旋着吕荧的质问:“维护真理能含糊吗?”我该怎样向吕荧学习呢?“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我面对“皇帝的新衣”,能不能像吕荧那样无所顾忌地实话实说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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