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北师大文学院专门为师范生编写了一套教材,我主编的《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其中之一。教材编写启动于2009年年底,当时我与几位博士生反复讨论过编写大纲,甚至还把北师大二附中著名的语文教师何杰先生请过来出谋划策。然而教材启动后我却忙别的去了,以至于我要写的两章内容迟迟没能动手。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把它们写出来了,但开写之后没想到却颇不顺畅。我负责的是具有总论性质的一章内容《文学与大众文化》,另一章是《文学经典:建构、解构与重构》。为了把它们写出点意思,我自然是翻阅了一堆书,而其中新读且对我启发较大的是两位美国学者的书:约翰·杰洛瑞的《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莱斯利·菲德勒的《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毫无疑问,杰洛瑞是通过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来展开他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相关思考的。而一旦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打量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原来简单的事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例如,学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新批评发明了一整套解读文学的方法,什么“文本细读”、“诗歌张力”、“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等等。这固然不错,但也很容易忽略新批评在建构文学经典时的权力运作过程。为了在现代大学中增加文学课程的文化资本,新批评家们便把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人诗作请进来,奉为经典；又把不合他们口味的作品赶出去,让它们沦落为街头巷尾的大众文化。如此操作之后,就既保证了这些文学的难度和价值,也保证了作为阐释者的教授和批评家的价值。因此,经典争夺战说到底是“文化资本”的争夺战。由此我便想到,当一些学者非常急迫地想让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这件事情绝不可看得过于简单,那应该也是“文化资本”的幽灵在五里一徘徊吧。
菲德勒是位后现代主义者,也是1969年因发表《穿越边界,填平沟壑》而轰动一时的那位作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谈论文学与大众文化果然好玩,比如,他说:在父权时代,文学向母权大献殷勤,恰如在基督教时代,文学在为魔鬼伸张权利。“但凡官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界定为格格不入于文明和人文的东西,此类艺术就大唱赞歌,所以最普遍被禁忌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它最普遍的题材,比方说:吃人的冲动、乱伦、强奸和被强奸的渴望。”因此,《俄狄浦斯王》、《美狄亚》、《亨利四世》和《麦克白》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是因为它们寓教于乐,而且也因为“它们以白日梦的方式,允许我们像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娶母、如麦克白那样谋杀国王、像美狄亚那样残杀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及似福斯塔夫那样,满口谎言、偷窃成性、坑蒙拐骗、乔装改扮逃避一场正义且势在必行的战争,而且还因此名扬天下!”他刚说过“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即是保证博士生能有机会来展示他们的阐释技能”,马上又说“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让我们释放非自然的冲动,包括是不是要从我们头脑中夺路而出的欲求”。这些说法戏谑调侃、风趣幽默,你不必全部当真,但它们至少说出了部分道理。
而在这些说法中,我尤其欣赏他的如下论断:现在的许多作家,起笔要么是写给学院供人阐释,要么是写给好莱坞赢得票房。正是在一意义上,他说小说才真正死了,因为真正的小说是无须转译为另一种媒介和另一种语境的。以往我们谈论“文学终结论”时,使用的资源往往来自于希利斯·米勒。因为从世纪之交开始,他不时会来中国开会,且终因一篇论文引发了“文学是否走向终结”的大讨论。我想,尽管米勒的论述有其道理,但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注意一下菲德勒提到的这种动向,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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