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在第三届尼山论坛休息间隙,一位读者手捧《毛泽东传》的中文版来到特里尔面前,见对方略显紧张地握着笔,特里尔笑着接过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与众多为中国领导人立传的作者一样,特里尔并没有见过毛泽东。不过,他已经足够幸运。早在1964年,“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特里尔便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前,这位澳大利亚青年在大学期间想方设法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之后的1971年、1973年、1975年,他又三次来到中国,见过周恩来、郭沫若等众多知名人士。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阶级矛盾、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些如今已经甚少提及的词汇,曾经如何在这个国家中广为流行。中国之行让他在申请去哈佛求学时,遭遇了小小的麻烦,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如愿进入费正清门下,并在197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还包括日后被官方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
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1971年,刚从中国回来的特里尔利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快速写就《八亿人:红色中国》,这本书在次年3月出版时,正赶上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掀起的“中国热”,仅在当年便售出四万本精装版。在回忆录中,特里尔不无得意地引用当时一家杂志对此书的评价:“尼克松总统正在阅读特里尔的书；除了基辛格,哈佛能获得尼克松总统如此密切关注的人士中,只有阿尔杰·希斯能与罗斯·特里尔相比。”
日后成为特里尔助手的杨炳章回忆,此书“直到1981年我来美国时仍然是畅销书”,利用这本书的稿费,特里尔在波士顿购买了一套房子,也同样因为这本书,他被一些人批评“亲中亲共”。年少成名的后果也包括遭人嫉妒。杨炳章说,1975年,特里尔在哈佛大学的副教授职位合同期满,他曾申请哈佛的终身教授,却在投票中以微弱劣势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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