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正
烟台的太古洋行,其实仅是个“小萝卜头”,它只是个分理处。不过,依照太古洋行的惯例,大班(经理)总是住豪宅。总行设在上海,上海大班的住宅现在是国宾馆的一号楼,烟台大班的别墅如今完好,是第一海水浴场的办公楼。
烟台太古洋行兴旺时期借助于那位号称“李鸿章家臣”,“手握八颗珍珠”(指铁路、航运、电信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获利甚巨的行业)的盛宣怀,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
盛宣怀于1886年担任了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他和太古恩恩怨怨,由上海斗到了烟台,见证了一部中国航运史,有待于钩沉。
鸦片战争之后,沪上航运被英美法垄断,盛宣怀力主华人办航运,1862年有了轮船招商局,在兼并了美国旗昌公司之后,就形成了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盛宣怀联太打怡时说:“怡只怕也不是好东西。”反之,也对太高度警惕,在价格竞争时说道:“太古滥放水脚(海运价格)竟至一成,实属不成事体。”最后才几次签订了“齐价合同”,但是斗争远没有结束,太古要求派私人代表,盛宣怀说:“必须我同意才能算账。”
太古代表要求分账从28%升为32%,盛宣怀更寸步不让,相反,太古舱单54名搭客中有33名半票幼童时,盛宣怀则揭露其“舞弊取巧”,“违碍定章”。波及烟台,当时烟台太古主要从事转口业务,旧地图上标明烟台至天津、上海有航线,去青岛反而空白,盛宣怀抢先开辟了小清河以东的短途航运,后来,三个黄县人在顺泰街上开设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船行——政记轮船公司,显然也得到了盛氏的支持,因为盛氏一贯主张航运应当商办,“官不可问”。
当然,太古在竞争中得到发展,1890年三家分手时,收益达到十几万两白银。
顺便应当提及烟台的一件悬案——东炮台的题词是“雄风海表”还是“表海风雄”,分歧一方提出书写者马建忠是汉字横排的倡导者；另一方则说马建忠人轻言微,不配在国家要塞题词。都忘记了马建忠与盛宣怀的关系,马建忠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事实上,1876年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来烟谈判“滇案”,盛、马均是随员,而1886年盛来烟主持全局时,还兼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督办”,他分身无术,当时上海的事务主要依靠马建忠,八个部门,马掌其三,即总缆、修艌、翻译三股,史称“马建忠作用最大”,后来,他的作为更远非“道员可比”。在甲午海战之前,朝廷酝酿撤换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候选的将领即马建忠。可见,说马人轻言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过烟,地方首长请马题字也是“顺水人情”。
胶东方言 分系刍议
王新奉
上次在《文荣方言趣事》中,我曾提到:胶东方言若按语韵、用词等特点细分,还可分为几个差别明显的“语系”。今不惮冒昧姑妄补述之,以企抛砖引玉。
胶东方言应该说大部分是老烟台地区方言。当年除崂山、青岛市区之外,原即墨、莱西,包括现威海市全境均曾属于烟台地区。
由于幅员辽阔,元、明、清三朝外来移民又较多,可能是形成境内较多方言“语系”的主要原因。后来虽经长期交流、融合,形成了境内一些特征基本一致方言外,东、西、南、北、中不同领域,仍然长期保留着自己鲜明的区域方言特色。
基本一致的如:人、吃、说、热、谁、十在胶东方言里都被分别说成阴、七、雪、业、学、细。因此便有胶东人分不清人间和阴间的尴尬；分不清“七个孩”与“吃个孩”的恐怖。
明显不同的如:对用高梁或玉米面做成的稀饭,蓬黄多叫“米腾(汤)”,文荣多叫“饵”,海莱地区多叫“粘咀(粥)”,而即墨、崂山一带多叫“嘎渣饭”。但对就头腌萝卜,则几乎都叫“瓜脊”。以上例子虽然只能算是以偏概全,但“系”间的差异已经可见一斑。另外如文荣说漂亮叫“飒丽”,即墨、崂山一带把“二”和“儿”字发成卷舌音“勒”,蓬黄一带把“大伙”说成“噶虎”, 海莱一带多分清三、山、酸的发音区别等,亦是明显具有“系”之特征。
至此,似乎已经可以依稀看出胶东方言的大体分系了:以文荣为核心的现威海全境的“文荣语系”。以莱阳、海阳、莱西为核心,外加栖霞、招远的“海莱语系”；以即墨、崂山为核心的“即青语系”；以蓬黄为核心,外加福山、掖县的“蓬黄语系”(稍有些勉强,因为掖县有自己特殊韵味的“掖县腔”)；福山有自己“包儿、饺儿面条儿、豆腐脑儿、火烧儿”特色的福山味。
以上管见当否?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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