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当盛年,商业能力卓著,但“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让他们的身份变得非常模糊,在转型未尚完成的中国,这种身份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陷入了另外一些困境。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命运跌宕的丰富性颇值得探究。尤其是近一年来,中纪委掀起的反腐风暴下,一个又一个国企、央企高管落马,其中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是一个典型人物。
对华润做过实地调研,和宋林有过深入接触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日前发表的《宋林的悲剧,不破局会层出不穷》一文,引发了政商两界普遍关注。“我之哀宋林,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制度的创新若无破局,宋林式人物势将层出不穷。”吴晓波这样写道。
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记录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企业的变革。《大败局》通过对近百位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人物的专访,探寻中国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那么,对于本轮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这类宋林式悲剧,吴晓波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本报记者 王赟
褚健,又一个褚时健
“悲剧,在2014年突然落到‘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褚健头上,实在是命运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们也许将像今天叹息褚时健一样地谈论褚健。”
“今年1月份,我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新闻网站上都读到了他的名字,标题是《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国有资产》,照片上,年届50的他已满头灰发,颓然中年。”吴晓波觉得这很“残忍”,他与褚健的结识在20年前——
“1993年的初夏,我很年轻,接受我访问的这个人也很年轻,我们坐在浙江大学的大草坪上,相谈甚欢,彼时,青春如白云苍狗,翻卷无度。他那年三十而立,是这所江南著名高校最年轻的正教授,学术前途大好,然而,他却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那是一个改革即将复苏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动。几天后,我写作的人物特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刊登在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在吴晓波看来,“侵吞国有资产”事实过程应该是: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为了实际的产权所有者。
吴晓波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予私人,从客观上看,这无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莫如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这也让吴晓波想到褚时健和他的橙子,“哀牢山上哀牢客,十年种橙识不得。人间多少不堪事,问君偿出甜与涩。”
一切最终由法律评判,正如去年5月,葛文耀被免去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吴晓波感叹葛文耀出事,实在可惜。过去二十多年,上海在日用消费品领域少有企业家出现,屈指可数仅二人,前有王佳芬,后有葛文耀,今俱凄凉落幕。
企业家应保持与政府的对等及“一步之遥”
“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
去年,原广东健力宝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因病去世,吴晓波写下了几句话:一瓶魔水,廿载豪情,从来中原无敌手；半腹委曲,十年沉默,不向人间叹是非。吴晓波也盘点了中国过去30多年涌现出的“首富”,如今有在狱中者、有出局者、有陷入产业危机者,多人疾病缠身,少有快乐者。
王石,这个让吴晓波感兴趣多年的一个企业家,给了吴晓波一个新的思考。在2001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中国公司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开在万科网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他是最早玩“自媒体”的人之一。在这里,他鼓励部下公然开炮,对公司、对他本人的牢骚、意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他常常亲自作答,这种抹杀一切管理层次的大字报式的做法在公司内部曾经造成极大的压力,也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
王石最为推崇的两位前辈企业家,分别是晚晴状元企业家张謇和民国纺织及面粉大王荣氏兄弟。一百多年前,张状元脱袍下海,在晚年自叙中心有不甘地写道:“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便是“舍身喂虎”这四个水墨字里,渗透出百般不情愿和对商人身份的自我否定；荣氏兄弟一生从商,以“不与官家搭界”为家训,低帽过府衙,见官矮半截,而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仅限于修桥铺路而已。荣德生晚年对同乡史家钱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
在吴晓波看来,与张謇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们,不再以企业家的身份为耻,视之为正当且有荣誉感的职业,并探寻“企业家精神”；与荣氏兄弟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们保持与政府的对等及“一步之遥”,不再视自我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这一景象,可谓最近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对未来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说过,我们不应该嘲笑那些失败的人和公司,反而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为时代和商业的前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在大学毕业前,曾在南中国走了半年,这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看到了真实而贫穷的国家,从此不再很愤青。我觉得对人而言,年轻时的旅行非常重要,能走多远走多远,能走多久走多久,生命在路上。”谈及“未来”这个词,吴晓波提到大学时候,“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宪政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回顾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吴晓波说,很少看到政府通过有步骤的方式主动来推动市场。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是意外和被动的结果。要么就是在一个经济极度萎缩的情况下,政府被动放权；要么就是在产业变革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壁垒的松动,“比如说微信对电信企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产生等。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所以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都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所有的对垄断的冲击性行动,一要掌握‘时间窗口’,二要快速,三要有当牺牲者的勇气。”
“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选择的主导权,永远不会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上,还是会掌握在政治家手上、掌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吴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迄今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不过也有新的力量在进行抵抗,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四股新生力量。如果这四股力量在未来能够形成妥协,交叉博弈,间歇性地往前走,中国经济变革的既有路径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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