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赟
齐鲁晚报:中国是“国有经济的故乡”,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怎么考量?
吴:中外历史都证明,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国有资本很难跟民营资本进行长期竞争。因为民营资本有先天的产权清晰的优势,而且民营资本家是拿性命去竞争的,而国有资本是经理人制度。经理人和创业家之间,长期看确实很难竞争,所以只能通过政策方式形成壁垒,保护国有经济的某些权益。这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在经济学界还是一个重大的争议。西方经济学是全然反对的,但在中国,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齐鲁晚报:从一个商业观察者的角度评价一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
吴:我觉得历史是会给予这几十年很高评价的,在思想解放、经济模式的创新方面,比古人和我们周边国家快很多。但也要看到,目前的很多难题都是历史性的。而且,这30多年来改革的成功,本质上是一次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一次务实主义的改革。在早期是没有顶层设计的,允许民间和地方政府发挥改革主动性,即使到了1993年搞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以后,很多政策也是随着全球化和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这个周期很长,现在还在调整中。
齐鲁晚报:“商”在中国的位置如何定义?
吴:中国是重商主义的国家,从管仲变法到汉武帝变法,确立了一个治理原则,就是国家要控制重要的能源性、资源性产业,从中获利。古代的财政部门有三个司,其中一个是盐铁司,类似于现在的发改委、国资委。所以说,国家从商业中获得利润的思想古已有之。国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有底层、没有顶层,因为统治者很重视工商业资本的利益获得,所以顶层的能源、资源领域从古至今都被国家控制着。
然而,中国又是一个轻商人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的治理原则导致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博弈,国有资本会有意识地压制民营资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人地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经济领域,儒家一直奉行农耕文明的逻辑:轻徭薄赋、仁义治国、以农为本。隋唐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考试控制住了,但四书五经里并没有一本经济学著作。因此,中国在治理思想上基本杜绝了经济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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