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
自从有了农耕,改良物种的活动实际上就开始了。因为人工耕作的作物,退化是必然的,因而选种就成为农耕的首要工作之一。当6000年前河姆渡的先民在春天插下第一株稻秧时,他们就在盘算,今年应该把哪块田里的稻谷留作种子。他们从一年又一年的播种和收获中懂得种子优劣的重要性,并且学会选择植株粗壮、分蘖多、穗长、籽粒饱满结实的稻株,精心呵护,秋收时单收单打、细心晾晒,留作明年的种子。如果有人把干瘪的稻谷留种,那么全村的人可能会饿死。直到我插队,农民依然沿用这种古老的选种方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水稻新品种,但农民仍旧偷偷用老办法留种,因为新品种往往种了两三年就开始退化,产量降低,而村里的人口却在快速增长。
近代实证科学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于农作物改良,新方法层出不穷,从米丘林推广嫁接这种古老的技术,到现代的辐照育种、太空育种、杂交育种,从宏观到微观不断深入,从细胞生物学方法到分子生物学方法,直至近二十年来的基因工程,这是生物技术进入基因层面以后,人类一次规模宏大、成果丰硕的尝试,转基因作物诞生了,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人类从事的作物改良一直处在经验的阶段,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尝试会不会达到预期的结果,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对于物种的遗传密码——物种如何一代一代保持不变或者变异的根本原因并不了解。而基因不一样,基因工程是人类掌握了物种全部的遗传密码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通过改变遗传密码的相关细微片段,使作物品性的某些方面得到提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人类第一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物种进行改良并且实现预期的目标。最初是让作物提高抵御病虫害的能力,避免大量使用农药,使作物具有抵御除草剂侵害的能力,使杂草被杀死而作物本身不受伤害。但在商业社会里,任何一项科技成果最终都服务于商业利益,转基因技术被用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并且为了让蔬菜和水果有更好的销路和价格,对某些品种的外观也进行了画蛇添足的改变,使它们的颜色更鲜艳,个体更大更丰满……正是这种不必要的“改良”,使不知情的公众产生了疑虑,“这么大的土豆、西红柿,能吃吗?”“哎哟,你看这颜色,不对呀!”人类最值得自豪的科技成就被妖魔化了。
争论不绝于耳,甚至诉诸法律。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争论是基于不了解和误解。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转基因到底是什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有害以及用什么作为评判标准。人们往往以美国为例,说美国如何限制转基因等等。事实呢?据《中国科学报》今年1月15日报道,在华中农业大学讲课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马顿·克里斯贝在被问及美国是否限制转基因食品时说,“作为一名从事转基因研究十五年的科研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每天都在食用转基因食品。”他还称转基因是“转基因革命”,在美国,食品只标注“清真食品”、“犹太食品”、“有机食品”等,但不标注转基因。够了,这足以说明人们对转基因的无知和鼓噪者的荒谬。当然,转基因既然是一场“革命”,要是没人反对,那倒是奇怪了。
科学无止境。人类对生物学的研究不会停留在基因层面,相信一定还有更深的层面等着人们去开掘、去发现,去揭开有机界的更深的奥秘。到那时候,作物的改良将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并取得无法想象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放弃那些有关转基因的无谓的争论吧,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公众科普知识的贫乏。记得刘少奇在建国之初就告诫人们,中国人民应当同自己的迷信、恐惧和自卑感作斗争。可是时至今日,这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并未远离。我相信,科技知识的普及是同这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作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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