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加深
方圆南北纷争议,独于此例无异词。
掖县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
这是已故书协名誉主席赵朴初先生赞美云峰山《郑羲碑》(下碑)的诗句。位于山东省莱州市城南的云峰山,又名文峰山,因山形似笔架而又俗称“笔架山”。山上有刻石40处,其中有北朝刻石居半。
山上之北朝诸刻石中,又以北魏宣武帝永丰四年(511年)的《郑文公碑》最为著名。碑主人名郑羲,故又名《郑羲碑》；又因后人推断为郑道昭撰文并书丹,故又名《道昭碑》(如赵朴初诗中所称)。该碑有上下两块,内容相同,上碑在平度天柱山,下碑在莱州云峰山。下碑比上碑更著名,清人欧阳辅有“下碑尤瘦健绝伦”之评。包世臣、龚自珍均将其与号称“南碑之冠”的《瘗鹤铭》相提并论；康有为誉之为“魏碑圆笔之极轨”。该碑无撰、书人姓名,绝大多数学者根据碑文内容推断,撰碑文者非郑羲之子郑道昭莫属；至于书丹者,尚存在很大争议,有郑道昭、程天赐(或说“程天赐”寓“承天赐”之意,恐非实名)等不同说法。
郑道昭(455～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河南荥阳人。“博学明俊”、“好为诗赋”,历官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光州(莱州古称)和青州刺史等职。郑道昭善书法,是北魏书风的代表人物,尤其在清末极力推扬北碑的风气之下,其书名大显。叶昌炽将郑道昭比作“书中之圣”,认为“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对于《郑文公碑》,大家往往只关注其书法之美,殊不知其背后还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知之事。我先提三个问题,然后自问自答。
1.《郑文公碑》中尽是歌功颂德之辞,历史上的郑羲果如铭文中所说吗?
2.郑羲既然是河南荥阳人,死后墓亦在荥阳广武,为何其碑文却刻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呢?
3.相同内容的《郑文公碑》为何有上下两块呢?
先谈第一个问题。《魏书》中的郑羲是北魏孝文帝的岳父,虽有政声,但“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故其死后,大义灭亲的孝文帝下诏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由此可知,这个“郑文公”本应叫做“郑文灵公”的。那为何其中的“灵”字却在碑文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呢?原来古代帝王的谥号有三类:文、武、景、烈、昭、穆等属表扬类；炀、厉、灵等属批评类；哀、怀、愍、悼等属同情类。《庄子注·则阳》曰:“灵是无道之谥。”可见孝文帝对郑羲谥号“文灵”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这令郑羲之后人情何以堪?故在碑文中隐去“灵”字,是其后人隐恶扬善、为祖上正名所致。其实碑文中与史实不符处甚多,绝非隐去一个“灵”字那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弄清了第一个问题,该碑不刻在荥阳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郑羲卒于492年,墓地也在荥阳,无碑文。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距荥阳仅二百余里,试想,如果在天子脚下公然出现这样一块与史实“唱对台戏”的石碑,那岂不是成了“新闻焦点”?而在郑羲去世近20年后,将碑文刻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就非但不会引起朝廷注意,又能实现郑道昭为父“正名”的心愿。当然,此时郑道昭在光州(今莱州)做刺史也是一个原因。何况碑文中又无“落款”,即使政府治罪也查无证据。当然,事实是藏不住的,北宋的赵明诚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质疑说:“今碑首题曰‘荧阳郑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谥曰文’。《传》载赐谥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讳其一字。皆莫可知也。”此后质疑者不绝,刘海粟先生也曾指出,郑道昭此举是“掩盖父亲丑闻”。
最后一个问题。《郑文公碑》之所以有两处,是因为先刻上碑的天柱山石质不好,不易保存,才又在云峰山阴选佳石再刻下碑的。看来郑道昭真是个大孝子,为父“正名”,用心良苦啊!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云峰山确属道家仙山,然其闻名,则多缘《郑文公碑》之故；而郑羲之闻名,又多赖碑文之书法。2013年,中书协会举办“云峰奖”书法大赛,笔者曾乘兴作《七律:云峰山<郑羲碑>》一首,正好说明了上述关系。录如下,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天生笔架倚晴空,兆示光州翰事隆。
刺史勒铭藏父劣,文公垂世赖书工。
山阴石好留传久,崖壁岩宽题刻丰。
遐迩游人多墨客,登临但慕北碑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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