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务堂
近日,在反“四风”的当下,“同志”的称谓问题再度引起了关注。《求是》理论网发表署名文章说,让我们还“同志”一词的本真……
“同志”一词最早源于春秋左丘所著《国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同志”有两种用法:(1)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某一个政党的成员。(2)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领袖到普通党员皆称“同志”。然而,时隔不久,党内就刮起了一股“官风”,相互之间不再称“同志”,而是以官衔代之。为纠正这一歪风,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但是,效果不佳,“官风”依然强劲。为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人们至今难以忘记,在“文革”那个极左年代,“同志”的命运多舛,因为当时能否被称为“同志”已被视为政治上成败的标志。君不见,那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被冠以“资产阶级走资派”进行批斗,自然也就失去了被称为“同志”的资格,悲哉!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即便是普通人之间,也不能随便称呼“同志”,因为它增加了普通民众间的对立。比如,你到国营商店里去买东西,你会时常遇上爱答不理的售货员(注:因为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买什么都需要票证,所以,售货员是当时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即使你小心翼翼地说一句:“同志,我买一包盐。”也很可能会受到售货员的训斥:“你管谁叫同志?谁是你的同志?你是什么家庭成分?把户口本拿来看看。”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1969年至1971年,笔者曾在国外工作两年。记得在广州下了飞机走进候机楼时,一位笑容满面的女同志对我说了一句:“同志,欢迎您!”这久违了两年的“同志”二字亲切而温馨,使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回到了可爱的祖国,愉悦之情难以言表。虽然40多年过去了,但当时的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然而,今非昔比,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同志”的称谓却变了味,使它遇到了缺少民间称谓亲切感的尴尬。那时,如果一位年轻人向老年人问路:“同志,去北京站怎么走?”你可能会被北京老年人斜楞一眼。但如果你问一声:“大妈,去北京站怎么走?”你就可能得到比较热情的回应。那时候,“同志”一词已经不再适应民间使用了。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结束。20世纪最初的几年,“同志”再次遇到尴尬。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开始出现邀请嘉宾的互动综艺节目。令主持人尴尬的是怎样称呼嘉宾。这些节目开始时主持人称嘉宾为“同志”。然而,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说的人不舒服,听的人不舒服,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觉得别扭。所以后来干脆改成了看嘉宾的身份职业,称其为师傅、老师等。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日,“同志”的命运依然坎坷,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因为“官风”愈刮愈烈,罕见有人称某某为“同志”,而且还不断翻新花样,由原来的“ⅹ局长”、“ⅹ处长”“瘦身”变成了什么“ⅹ局”、“ⅹ处”等。
更有甚者,部分党员干部把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等,显然给人一种世俗的铜臭味和江湖气。这种“社会病”的蔓延,直接导致人们对“同志”这一称谓的冷落与“同志”观念的消减。更为严重的是,此风既破坏了党内民主,又严重损害了人民公仆形象。
为了纠正这一歪风,上海、甘肃和广东等地的纪委部门曾先后下发了“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然而遗憾的是,收效甚微,“老板”、“老大”等称谓仍流行于官场。
201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也曾刊文《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指出现在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老板”、“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可见“同志”称谓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同志”的命运更惨,几乎成了一个内涵贬义的“禁忌语”。有人言:如果上级领导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可就要留神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领导提醒你有什么问题了。
近日,在反“四风”的当下,“同志”的称谓问题再度引起了关注。《求是》理论网发表署名文章说,让我们还“同志”一词的本真,干群之间、同事之间,都能亲切地叫上一声:“你好,同志!”然而,目前尚难预知效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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