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祥生介绍孙氏族人现在的情况。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李晓荷
“小时代”的倔强
“如果你的上级做了不正确的事情,你反复劝说以后没有用,你该怎么办?”
“绑架他,威胁他!”“再劝说!”
“不过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如果是这样,那就选择离开。”
在今年6月一场台湾教师来华国学公开课上,2000多年前孔子对“上下级”关系的智慧又一次被搬到现实。
如果回望孙氏家族的历史,仕途梦的开启者孙扩图和结束者孙毓汶最终都选择了辞官还乡,其中似乎也参照了孔子的这种智慧。
不过,面对不同的历史境遇,孙氏家族中的这两个相似选择其实不同。
有一位永不入仕的老爸孙文丹,孙扩图对仕途路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乾隆十四年(1749),已担任人生中的第三个官职的孙扩图仍是一位掖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适逢省主管教育的学政到莱州视察,故意摆排场,大冷的天令教师皆躬身立于试场外石阶上,孙扩图认为这不合礼仪而立即抗议,宁愿辞职回家。父亲孙文丹坚决支持儿子的行为,主动整理行囊,表示与儿子一同回济宁老家。后来知府一再劝慰,才挽留下来。
几年后再到浙江乌程县做官,孙扩图清正廉洁,但多触时忌,事多掣肘。此时,他已看透了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景,再次想要返归故里,并告诉父亲欲辞官奉养。
这一次,孙文丹告诫儿子,接替孙扩图为乌程知县之人,是一个贪得无厌、搜刮民脂的贪官,他认为,于理于势此时都不能辞官,且教导其子“守官可以行其志”,要志存高远,为国效力。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军说,一个大家族形成的重要特点,便是几代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判断。“在入仕为官这方面,孙氏家族就认为,做官为国效力的目标应该高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私利。”
因为任职卑微,孙扩图每次辞官都与时代无关,但却体现了孙扩图具备家族“世世为儒”的倔强品性,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解甲归田,未在任上终其一生。
不过,孙氏家族“世世为儒”和科举入仕的发展道路却没有因为孙扩图的“个性”受到影响,反而在其后步入了官宦世家的“黄金时代”。
“大时代”的悲剧
一百多年前的那个甲午年,对于孙氏家族而言,直接面对着大时代的考验,那时孙家的代表人物,晚清军机大臣孙毓汶早早地被扣上了“主和派”的帽子。
1895年正月二十八,商议《马关条约》签订的李鸿章到京面见光绪皇帝。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智慧地言答:“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户部恐无此款。”
翁同龢则向光绪坚持,努力赔款,不割地。而当时军机处七位重臣之一的孙毓汶说了句实话:“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李鸿章随后附和,海防之事,实无把握。
不知是主和派孙毓汶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光绪皇帝迫于无奈,《马关条约》最终签订。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作为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孙毓汶一直是一个主和派,在和约议定的过程中,他一直主张“不割地不能了局”,并在御前会议的讨论中多次与主战派翁同龢进行争论。
“我不认为孙毓汶是一个卖国贼,他只是根据当时情况,替李鸿章说了那句真话。”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军说,那句真话的表达,也是基于孙氏整个家族对一件事的价值判断,只是这种实话和忠心用错了时代。
作为孙氏家族升官最为神速的人,孙毓汶仕途顺风顺水,但也有过几次请辞经历。不过,与先祖孙扩图不同,从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孙毓汶至僧格林沁大帐辞以不能接受其所派给的“督练剿匪”任务,到直接向慈禧“恳辞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由此不难看出孙毓汶个人性格的另一面,即孤傲耿直。
虽然经历过钦差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还被一些官员喻为“齐天大圣”,但周旋于慈禧太后、皇帝和清流派之间的孙毓汶,为官从政之路愈发接近大时代,但也愈发疲惫。
“他是那个大时代的悲剧,他满腔热忱,希望能够保住那个时代,可惜他的努力反而给家族和他自己带来了坏影响。”孙祥生说。
或许深感清王朝即将覆灭,孙毓汶最后一次请辞,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康有为曾撰文指责孙毓汶在国难当头所言“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等语,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是孙毓汶与李莲英内外勾结,逼迫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认为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清廷最终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孙毓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成为孙氏家族后来的一个心结。
同为国家尽心竭力,同因失望而辞官回家,孙扩图与孙毓汶却结局迥异,孙氏家族在清末解体,族人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始终没走出阴影。
“于是先祖留下遗训,告诫我们后人,永不从政做官。”孙祥生说,他和后代都未选择文科,因为觉得文科易与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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