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血性
2014年07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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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是最高人格。我在课上讲了这特别的道理。一位男生问——人是否应该有些血性?其质疑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如何回应?是孔子错了吗?如果孔子没错,是这位学生的怀疑错了吗?
问题本身无需回答,这就像人要不要吃饭一样不言自明,血肉之躯,自然要有血性。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发脾气,没暴发是因为没触及要害。那位学生之所以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显然是因为怀疑褒义中庸的正确性。国人如果生性绵和,做事中规中矩,还有强国希望吗?虽然处于和平年代,但也少不得“亮剑”精神。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代言阳刚,传播铁器时代的虎狼精神,法家的生猛人格也是国势脊梁。国学不是儒学,基因多元。餐桌上只有饭、没有肉,非吃软了人体不可。问题不在于国人需不需要血性,而是儒家有没有血性。
以阴阳论道,如何看待中庸与血性的关系?当我们赞叹花的美丽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叶的生机；当我们欣赏天的辽阔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地的丰饶；当我们歌颂英雄主义的时候,并没有轻视铁汉柔情；当我们正解中庸的成熟时,也没有否认血性的可贵。孔子处于战乱年代,百姓尚武,所以中庸重要；现在处于和平年代,百姓安居,可能血性重要。如今的小伙儿求帅,不是将帅的帅,是奶油小生的帅,缺少阳刚之气。
“中”的核心是“正”,“正”的反义词是“邪”,没有血性能求正驱邪吗?犬儒的怯弱走失了内在风骨。当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时,毛泽东率部御敌,是有血性的硬汉。而他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的现实,批判了速胜论与亡国论,不气馁,不气急,不偏不倚,充满了理性的中道思想和抗战到底的坚忍精神。习近平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说,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血性中庸,外圆内方。血性不等于匹夫之勇,中庸不等于畏刀避剑。静如处子,动如利刃。儒家非兵家,文人经典是不是没有血性主张?《论语》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简化为四字成语便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圣人与亚圣有意唱和,说的就是文人之刚烈,不仅仅法家有杀手,儒家也有死士。
《孟子》把殉道说得非常生活化:“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说鱼与熊掌吗?不是,在说生与义。孟子好生,但不贪生。生命是父母给的,轻生就是不孝,世上最痛苦的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忠孝常常不能两全,如果死得有内容,为名节献身,应该从容就义,这便是儒生骨气。文死谏,武死战,比起“壮士一去不回”的武侠精神,文人的傲骨英风也不逊色。
《正气歌》中有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者文天祥是南宋人,二十岁那年殿试一甲第一名,得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状元很少青史留名,文天祥便是这很少中的一位,从名节上看甚至是状元第一。他的成名不在笔墨而在刀枪。南宋末年,汉人小朝廷气数已尽,元军所向披靡。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拼命支撑着国家。他的选择正确与否?从历史发展逻辑上看有点儿复杂。我们只谈其爱国精神。文天祥原本家资巨富,是个大款,他散尽财产,征募乡勇,兴师勤王。虽然南宋不值得保,可元朝更不值得靠,常州屠城那样的惨剧一幕幕上演,让人无法释怀,只能拼死抵抗。文天祥生不逢时,兵败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舍不得杀他,想拜其为相,用幽暗秽气的牢房囚禁他三年,以消磨其意志,让降元汉官动之以利害,逼其女儿感之以亲情,文天祥均不为所动,在狱中蓄养浩然之气,直到被斩杀。他在衣带上写下了这样的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尔后庶几无憾!”
人需要激情刺激创新,但激情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孔子批评过子路的匹夫之勇,主张“执两用中”。成功必须用命,也要用中,一味使强,必伤筋骨。理性与血性融合起来才是儒家推崇的人格。文天祥被任命为丞相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奉旨议和,但他在谈判中并无媚骨,因与敌帅发生争执而被扣压,后来从镇江逃脱。这段经历是否玷污了他的清白?显然不能这么说,他原本不想死拼,也有周旋保国、解民倒悬的妥协想法,只因大势已去才下定了殉国的决心。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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